如何重建共产主义运动

https://iclfi.org/spartacist/zh/11/chongjian

我们都知道，巨大的冲击即将到来。我们也知道，工人运动——首先是其共产主义先锋队——对这些冲击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几十年来，左翼一直迁就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忘却了阶级斗争的基本原则，使自己终将不得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猛然惊醒。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托洛茨基曾经写道：

每一场深刻的危机——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军事的——都有其积极的一面：它使一切传统的价值和公式经受检验，揭露那些曾用来掩盖“和平时期”矛盾的东西的腐朽，从而推动整体的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过程正在眼前展开。国际局势中日益升级的暴力，正暴露了工人运动和反帝力量内部的腐朽。无论是玻利瓦尔政权的崩溃，还是摇摇欲坠的古巴革命和被掏空的工会运动，抑或是无能为力、四分五裂的共产主义左翼，无不如此。

在本就相当弱小的托洛茨基主义各派之中，我们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CL）就是一个微小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ICL的微薄力量能够争取发挥什么作用？这是我们在本次会议上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全球动荡和左翼运动陷入危机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为我们的运动“推动整体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事态的客观进程将带来巨大的革命风暴。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的任务是确保，当这些巨浪扑来时，共产主义运动不会被困在自己造成的一片混乱之中。它必须能够争夺领导权。

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为工人阶级提供一种真正的政治选择，一种能够打破资本主义政治里虚假二选一格局的选择。我们必须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锻造一股革命潮流，将其扩展到国际范围，并使其深深扎根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之中。

这就是ICL的任务。它算不上最光彩夺目的任务，也不会迅速取得成功，但只有这一战略构想，才能赋予我们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存在以真正的意义，使我们具备承受即将到来的冲击的信心，并让我们准备好抓住这些冲击所创造的机会。

革命左翼的危机

托洛茨基解释过：“这种思想的科学性就在于它与客观进程是相适应的，就在于它能够影响这一进程，能够对其进行指导。”（《俄国革命史》［1930年］）要影响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发展进程，我们就必须理解其危机的根源。哪些客观因素能够解释我们运动目前的衰弱？乍看之下，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左翼之所以分裂，是因为大家意见不同。但这仍然没有解释分歧的来源。这些分歧为什么会产生，又为什么会一代接一代地持续下去？

首先必须理解，将左翼分割开来的无数思想分歧，并非只是飘浮在空中的观念。它们反映了现实的阶级对立——尽管往往以一种十分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左翼内部的争论，以雏形的形式反映了特定时代重大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冲突。

如果说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原则，为工人阶级围绕自身的历史利益团结起来奠定了基础，那么对资产阶级利益的迁就就会使其分裂。从根本上说，对非无产阶级利益的迁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左翼会分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一个迁就民族主义的党，会把其他民族的工人赶走。一个不愿同某些少数群体所遭受的歧视作斗争的党，会使受压迫最深的人避而远之。一个迁就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党，会沿着道德主义的界线分裂。如此循环往复，在一个方向上的投降，通常紧接着又引出相反方向上的错误，造成无休止的分裂和破碎。

使这一现实更难理解的是，各种马克思主义潮流往往已经把过去的错误一代接一代地累积下来。托洛茨基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毛主义者，乃至霍查主义者之间的分裂，都反映了过去的利益冲突和纲领冲突。但我们距离引发这些分裂的事件越远，这些分裂就越失去其意义。

最明显的证据是，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潮流都围绕着类似的问题发生分化：乌克兰战争、帝国主义、民族问题、身份政治。任何一种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无法对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提出统一的答案。问题不在于过去的争论无关紧要——我们当然会继续捍卫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而在于现存的各个马克思主义小宗派已成为时代错置的产物，它们非但没有澄清我们运动今天所面临的关键阶级问题，反而将这些问题掩盖起来。

其他倾向对革命领导问题的误解

在讨论我们如何开始为解决这团乱局奠定基础之前，我想先简要谈谈其他一些对革命领导的危机的解释。通常存在两种互为镜像的错误。第一种把革命领导的形成完全归结于客观形势的发展；第二种把它完全归结于脱离实践的正确思想。

第一种倾向的表现，可以在法国的“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这样的党，以及我们自己的党过去。显然，阶级力量对比、阶级斗争的水平和工人阶级的意识状况，对于决定革命者能够获得多大影响力至关重要。但如果一味强调客观因素，而牺牲其他一切，就会使革命者只能等待另一个时期的到来。其结果就是消极被动和宿命论。

在第二种唯心主义倾向中，“联合建党派”（partyist）有自己独特的论点。他们认为，只要马克思主义团体能够就一个共同的最低纲领达成一致，并维持一种民主文化，各个团体就能够开始联合起来。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相互冲突的政治倾向反映着相互冲突的阶级利益或局部群体利益。只有克服这些冲突，才可能实现统一；用抽象的原则和公式把它们掩盖起来，是无法做到的。

其他大多数政党同样是唯心主义的，但与建党主义者不同，它们往往否认共产主义者内部存在危机。像革命共产国际（RCI）这样的团体——实际上几乎每一种倾向都是如此——都认为只有自己延续着马克思主义从未中断的传统。对这些政党而言，革命领导的危机可以归结为自身力量的薄弱。它们自然就会极度痴迷于招募了多少成员。它们把阶级斗争降格为一个争取人们接受一套“正确”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场所，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推动阶级斗争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从对客观现实的分析出发，形成能够反过来用于改变现实的思想。因此，无论用脱离现实的思想来解释革命运动的危机，还是在不提出改变现实的纲领的情况下将危机归咎于客观现实，显然都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

解开政治上的死结

现在，我们已经明确，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是现实社会分裂的折射，也已经澄清了关于革命领导的某些错误观念，终于可以开始着手寻求解决办法了。

首先，我们必须考察如何克服左翼内部恶性分裂和两极分化的可怕循环。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很基本：同一切形式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裂。先别急着否定我。我知道，一些小团体宣称，唯有自己已经同改良主义一劳永逸地彻底决裂，这不过是一种滑稽的自我标榜。但这并非我的本意。

抽象地宣称自己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裂，是毫无意义的。ICL并不作这种宣称。我们力求提出一种能够克服反动的资产阶级两极分化的方法。

一般说来，每一场政治冲突都会把两种资产阶级的选择摆在工人阶级面前。无论涉及的是战争、罢工，还是棘手的社会问题，革命者都必须提出一种独立的无产阶级解决方案，能够超越这种虚假的选择。我们的出发点始终必须是，争取让工人阶级的方案战胜其他所有现成的方案。一旦忽视了这一点，使我们的目标变成仅仅去影响现存力量，我们就再也谈不上成为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因素。

不过，如果把一切涉及资产阶级纲领的冲突都一概视为同样反动，那就是一种庸俗化的错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工人阶级必须在这类冲突中站在其中一方。在针对伊朗的战争中，正如在一切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一样，团结工人阶级的唯一基础，就是保卫被压迫民族，在这里就是保卫伊朗。我们在任何冲突中采取的立场，都必须始终以促进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准绳，不能以牺牲阶级中某一部分的利益为代价，来促进另一部分的利益。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到这里就止步了；他们选择一方，同时宣告自己的政治独立，并提出革命要求。但要发挥革命领导作用，仅仅站在正确的一方还不够。还必须力求克服资产阶级领导层强加给进步事业的限制。以跨性别者争取解放的斗争为例。当然，明确反对排跨激进女权主义者（TERFs）是必要的。但要在这场运动面临的巨大反动浪潮中，为它提供任何前进的可能，就必须同支配这场运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坚决的斗争。关键不在于空谈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消除性别区分的陈词滥调——尽管我们也支持这一点——而在于具体说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推进跨性别者的斗争的必要工具。

制定一种能够有效挑战现有领导层的战略，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要争取使无产阶级的解决方案占据主导地位，就必须分析冲突双方各自的内在矛盾，将资产阶级的反动利益与群众正当的社会诉求区分开来。抽象地说，这听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在现实中，这往往是革命政治中最困难的部分。

在俄乌战争中，双方都在为反动目标而战。然而，双方也都以正当的不满为支撑。俄罗斯人几十年来一直面临西方的侵略，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少数族裔也受到迈丹事件后建立的政权的压迫。对乌克兰而言，为维护自身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而抵抗俄罗斯侵略，是正当的。要克服俄罗斯工人与乌克兰工人之间的反动对立，就必须着力支持他们各自愿望中进步的一面，并表明依靠资产阶级的战略无法实现这些目标。对于乌克兰而言，倒向西方，并试图重新征服俄罗斯族占多数的领土，反而危及自身的民族生存。对俄罗斯而言，压迫乌克兰人将使民族对立持久激化，从而使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斗争遭受挫折。

这一基本方法，对于工人阶级推进自身的阶级利益、不再被迫在糟糕的选项之间作选择，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能保证成功。现实总是比理论更加复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不自觉地努力为社会的两极分化提供工人阶级的解决方案，就谈不上发挥革命领导作用，也谈不上克服马克思主义左翼内部的分裂。

世界事态的发展动态

我已经阐述了ICL的基本方法，以及它如何帮助克服左翼内部的许多冲突。然而，正如我们都知道的，仅有正确的思想还不够；这些思想还需要被人们接受。考虑到我们的规模，人们完全有理由问：我们究竟凭什么指望对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其他部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更不用说影响阶级斗争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超出我们自己这个小组织的界限来看待任务，把我们所代表的政治潮流放到重大世界事件的背景下考察。

归根到底，我们的信心并不建立在成员的能力、组织规模或资源之上。它建立在阶级斗争本身的发展动力之上。我们的战略构想，为解决当今时代的核心政治矛盾指明了道路。一方面，美帝国为了捍卫其霸权，正在把世界拖入野蛮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却缺少一支既有意愿、又有能力以进步的方式结束这种局面的力量。

事态本身将同时表明，打败美帝国是何等迫切，以及现有的非革命解决方案是何等无力。客观形势本身，将要求以一种独立的工人阶级方案来应对这一日益加剧的矛盾。因此，尽管从它目前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来看，我们这股政治潮流几乎还谈不上真正形成，但我们仍然可以对其政治潜力充满信心。

我们并不是说历史会机械地证明我们的纲领正确——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倾向都这样宣称。我们的信心建立在更具体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纲领回应了一个客观事态的发展将不断凸显的矛盾。

这一切都不应使我们自满。如果冷战的经验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仅靠客观形势本身的推动还不够。尽管斯大林主义世界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两极对立需要一种革命的解决方案，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却从根本上未能完成其历史任务。历史提供机会，但它不会替我们抓住机会。正因如此，建立一个能够成为革命纲领的鲜活载体——即政治工具——才显得尤为重要。

从战略构想到实践：建设ICL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强调必须指导我们工作的总体战略构想。我试图说明，ICL如何能够为克服我们运动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作出贡献。在我们面临的困难时期，这种认识对于赋予我们的努力和牺牲以意义至关重要。但我们必须从总体回到具体，回到如何凭借目前掌握的力量来推进我们的事业。

在讨论应该做什么之前，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现状。在1936年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政治，还是无原则的拼凑？》（Marxist Politics or Unprincipled Combinationism?）中，马克斯·沙赫特曼谈到了革命组织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个宣传小组，集中力量在明确界定的原则基础上锤炼最初的干部；随后，是一个处于向群众运动过渡过程中的更加活跃的小组……；最后，是一个规模更大的运动，它不仅自称为党，而且能够履行一个声称捍卫无产阶级日常利益及其历史利益的组织所应承担的职责。”

ICL处于一种颇为矛盾的状态。我们是一个老组织。但同时又经历了深刻的革新。在许多方面，我们仍然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我们的成员主要由年长的同志组成，他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建党事业，而我们才刚刚开始培养一层较年轻的领导干部。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在越来越广泛的斗争中开展重要干预，从政治保卫运动、罢工斗争，到小规模的统一战线行动。

总的来说，我们处于一种十分脆弱的状态。本次会议很好地说明，我们作为一个组织，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但在组织上仍处于萌芽阶段。我们的力量十分薄弱，这使每一位同志的努力都更加重要。在某些关键领域，哪怕失去少数几位同志，也可能使我们遭受重大挫折。同时，左翼目前的政治动荡确实提供了某些突破口，可能促使我们党迅速发生转变。我们近期的工作吸引了一批新的支持者。但这还没有转化为组织建设上的显著进展。

对于那些赞同我们基本政治方向的同志，我们需要你们加入ICL，帮助我们推进这项工作。一股革命潮流不会自行建立起来；它需要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使它成为阶级斗争中的物质力量，并影响事态的发展进程。

结论：革命重组会是什么样子？

我想以革命重组的问题来结束这份报告。马克思主义左翼四分五裂的状况，以及世界即将迎来的动荡，正使这一问题日益突出。认识到革命重组的必要性是一回事；理解它实际上如何能够发生，则是另一回事。

目前，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危机并不有利于广泛的力量重组。要说有什么趋势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分裂和宗派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但我们也能看到一种反向趋势的萌芽——一些个人、团体和政党正在吸取教训，寻找前进的道路。这一部分人中存在重组的潜力，但我们必须十分清楚这里涉及的规模。目前，这些只是极少数。

我们必须把这些初步的小规模重组看作打造杠杆的第一步，以便日后撬动整个运动内部更大规模的力量重组。如果这一切听起来颇有雄心，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

我们已经看到，领导的危机根源于缺乏稳固的无产阶级基础。由此可见，如果不使一股革命潮流扎根于工人阶级本身，这一问题就无从解决。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一点将赋予马克思主义左翼以社会力量和政治上的一致性。没有这一点，我们注定只能停留在空谈意识形态的小知识分子圈子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我们正在开展的直接斗争，也不仅是因为它能够加深我们党对现实的理解。它之所以不可或缺，是因为这是建立一股扎根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潮流的唯一道路。在这一工作领域取得突破并不容易，但这些突破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运动的面貌。

我们也已经看到，帝国主义的危机将是推动一股革命潮流向前发展的核心因素。真正的革命重组战略构想，必须力求使国际左翼的重心彻底移出西方国家，转向千百万直接承受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人民。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掌握的资源有限，但相对于其他地区仍拥有不成比例的资源优势。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推动全球南方的革命运动向前发展。

最后，当我们思考革命重组时，必须着眼于历史上最伟大的范例：第三国际的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当然是促成这一历史性壮举的催化剂，使革命者得以在空前的国际规模上重组，但为此作准备的，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长期而耐心的斗争。

幸运的是，我们并非第一批面对这种时期的革命者。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描述了这场斗争的第一阶段，即1903—1905年，他将其称为“革命准备年代”。他解释说，在这一时期：

“三个主要阶级的代表，即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三个主要政治派别的代表，在纲领观点和策略观点上进行着十分激烈的斗争，预示着和准备着行将到来的公开的阶级斗争。……在各机关报刊、各政党、各派别、各集团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真正代表阶级的各种思想政治派别；各阶级都在为未来的战斗锻造自己的思想政治武器。”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阶段。我们的任务同当时一样，是为迎面而来的战斗锻造思想政治武器。

要有希望胜任我们的历史任务，就必须锻造一股能够应对我们这个时代重大政治挑战的政治潮流——而且需要一个党，使这股潮流在阶级斗争中有血有肉.

我们承受不起再出现一代墨守成规、支离破碎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