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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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时期，美国的霸权将比在欣欣向荣的时期发挥更全面、更公开、更残酷……

“只要美国发生一次重大危机，就将敲起预告新的战争和新的革命的警钟。我们再说一遍：革命形势是不会缺乏的。整个问题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政党，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成熟程度和它的战斗力，取决于它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战略地位和策略手段。”

引言

当前国际局势的特征，是一个无法维系的矛盾。一方面，美帝国主义正发动一场残酷的攻势，试图在世界舞台上重新确立自己的霸权。为此，它准备将整个人类拖入一轮又一轮的危机与战争。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唯一能够为美帝国提供一种进步替代方案的力量——至今仍未以自身的旗帜决定性地登上历史舞台。

工人阶级从来不缺乏斗争的意愿；它所缺少的，是能够领导其为自身历史利益而斗争的领导力量。几十年来，那些声称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组织始终未能提供这样的领导。这一真空让反动力量得以不断壮大。今天，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四分五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并且同它声称要代表的群众相互隔绝。客观形势本身不会解决这场危机，靠一时形势取得的成功同样无济于事。要着手重建革命运动，并重新团结世界各地的革命者，就必须有一套与这个时代的任务相符合的纲领。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九次国际大会提出以下分析与纲领。这套分析与纲领建立在对后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左翼的批判性总结之上，同时也吸收了我们自己在过去三年全球动荡中投身阶级斗争所积累的、虽然有限但坚定不移的经验。

第一部分：国际局势

“……最重要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美国与中国

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决定性的特征，是美帝国主义与中国之间的对立。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强国，也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担保者。然而，几十年来，其经济基础一直处于相对衰退之中。苏联解体后的全球化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正是中国。对于这一基本图景，人们大体上存在共识。但是，对于这场冲突的具体动力和内在矛盾，人们却常常以印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方式加以理解，从而产生严重误判。要理解今天国际局势的运行逻辑，就必须首先理解中美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生产层面，全球化导致帝国主义阵营的工业基础不断被掏空，而中国以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实力则随之壮大。七国集团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占比几乎下降了一半，从1995年的约60%降至2020年的约30%。其中，美国所占份额也从1995年的21%下降至2022年的17%。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工业产出中的份额则从6%上升至32%。这意味着，在这个对于大规模战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领域，力量对比发生了真正堪称地震式的变化。

然而，中国在工业和商业上的分量，远远超过其在世界经济中的金融和制度性地位；后两个领域至今仍牢牢掌握在美国及其盟友手中。支配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的各种制度，依旧是美国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其中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尽管美元的支配地位有所削弱，它仍然是世界储备货币，并由此赋予美国种种“嚣张的特权”。华尔街依然是国际金融的中心。近几十年来，美国在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中的份额一直保持在45%至50%，而中国的份额则从1980年的几乎为零，上升至2025年的约10%至12%。而且，尽管中国约占全球贸易的15%，人民币却只被用于约2%的全球贸易计价。

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商业和军事实力的惊人增长，意味着它正在积极谋求取代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事实与此相去甚远。从根本上说，中国发挥的是一种保守作用，并没有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去弥合自身经济实力与制度、金融弱势之间的巨大鸿沟——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异常现象。

两个大国之间的军事态势同样反映了这一图景。美国依然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在全球设有750个军事基地。中国的军费开支如今虽已位居世界第二，但其军事部署主要面向保卫自身边界，而非取代美国的全球统治。中国唯一的海外军事基地位于吉布提。美国在动用军事力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个又一个国家时毫无顾忌；中国自1979年以来却从未发动过战争。面对关税攻势，中国也没有利用自己在稀土矿产上“卡脖子”的地位去瘫痪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当自己的合作伙伴遭到美国攻击时，中国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加以保卫，委内瑞拉、伊朗和古巴就是最主要的例子。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更倾向于诉诸国际法和“合作共赢”，而不是运用自己手中相当可观的硬实力。

从根本上说，中国并没有试图建立自身的霸权，而是力图改革现有秩序，从而改善自身地位并取得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帝国主义按照其自身逻辑必然受到扩张与征服的驱使，而中国并不受同样的规律所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和社会发展，至今仍植根于1949年革命。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仁慈的，或者受到国际主义原则的指导——远非如此。然而，其国家的社会基础意味着，中国的增长并不必然转化为征服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冲动。正因如此，并不存在一个以牺牲美帝国利益为代价、强行建立起来的排他性中国势力范围。

世界体系核心的主要矛盾，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态势：美国霸权正在因中国的崛起而受到削弱，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试图颠覆美国主导的现有秩序。鉴于美国工业的衰败以及金融资本所扮演的寄生性角色，美国经济根本无法通过常规手段在竞争中击败中国。为了继续维持其霸主地位，它只能诉诸越来越强烈的侵略与强制手段，压垮世界其他地区。因此，我们正面对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正在崛起的大国努力维持现状，而正在衰落的大国却在主动撕毁这一现状，试图重新塑造一种新的、反动的国际关系格局，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同时挤压盟友与敌手。

软弱无力的盟友

在这一逐渐成形的格局中，欧洲正陷入一个日益尖锐的矛盾。美国霸权的削弱，使欧洲列强越来越需要取得更大的战略自主权。然而，尽管双方之间的紧张不断加剧，欧盟仍未脱离美国，反而对其发号施令唯命是从，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来支撑美帝国。首先，这是因为整个现代欧洲的基础，都是在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伞下建立起来的——从二战后的重建，到苏联解体后的扩张，无不如此。这一点集中体现于北约。失去美国这一统一力量，欧盟就会分裂为各个组成部分。

其次，由于自身也处于相对衰退之中，欧盟各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依赖美国来维护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特权地位。无论它们有多么希望摆脱这种局面，也无论它们发表过多少与此相反的空洞声明，目前它们都没有独立投射自身力量的能力。因此，欧洲并没有崛起成为一个独立的力量中心，反倒越来越沿着华盛顿所确定的反动路线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破坏自身的经济与政治稳定。同样的逻辑也解释了日本，以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次帝国主义强国的发展轨迹。

俄罗斯：不可撼动之物

俄罗斯是抵抗美国的一股重要力量。它拥有足以阻碍美国野心的军事实力，却缺乏建立一种与现有秩序相抗衡的全球体系所必需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俄罗斯很可能赢得乌克兰战争，而这场战争也展示了它抵御并击退北约向其西部边境扩张的能力。然而，这些努力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此外，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非洲，俄罗斯试图在国际上扩大影响力的冒险都没有取得成功，也没有显著增强其国际地位。俄罗斯所发挥的总体作用，与其说是构成美国统治之外的另一个力量中心，更接近于对美国霸权形成一种制约：它能够加速现存秩序的危机，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

西亚的反动螺旋

自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在美国每一步的协助下，展开了一轮不断升级的血腥屠杀。这一升级态势的根源主要不在10月7日本身，而在于以色列—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相对削弱，尤其是相对于伊朗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建立在压迫和种族灭绝巴勒斯坦人民之上的民族主义工程，因此，它无法容忍地区内出现任何足以制衡其统治的力量，因为这种力量可能挑战它压迫阿拉伯群众的能力。由此，犹太复国主义国家采取了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手段，试图重新确立其在西亚的优势，并在这一过程中摧毁整个地区的社会结构。

美国和以色列虽然成功给许多对手造成了战术乃至战略上的失败——例如叙利亚——这些胜利依旧没有解决其地区地位所面临的根本危机。军事优势并没有使它们得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它们摧毁伊斯兰共和国的企图也未能成功。不过，压力不断加剧究竟会给伊朗带来怎样的长期后果，目前仍有待观察。可以确定的是，只要美国和以色列没有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它们就会继续给这一地区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

拉丁美洲成为靶心

中国的崛起，为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提供了更大的经济和外交回旋空间，削弱了美帝国主义过去在这一地区近乎垄断的地位。然而，该地区依然深深嵌入美国统治的政治、军事与金融结构之中。随着美国霸权在全球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华盛顿正试图在这个它始终视为自身专属势力范围的地区重新确立权威。为此，美国一方面利用其决定性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利用自己对该地区统治精英关键部分的影响力。正是因为拥有这些优势，美国把拉丁美洲视为反击中国、并确保自身再工业化最有利的战场。

这一趋势已经体现在若干政府重新向华盛顿靠拢，以及美国更加咄咄逼人地展示自身力量之中，例如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以及进一步升级对古巴的封锁。因此，拉丁美洲部分地区此前争取到的相对自主空间，以及中国在当地的经济利益，正越来越直接地同美帝国主义重新确立其在西半球权威的决心发生冲突。

非洲走向碎片化

非洲大陆或许并非大国竞争的中心，却承受着远远超出其比例的严重后果。在经济发展和大陆一体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的时刻，非洲却日益被推向分裂与冲突。由于缺乏强大的民族国家，地缘政治震荡会给原本就十分脆弱的社会结构造成更加沉重的打击。这又为地区性乃至全球性力量利用既有矛盾创造了空间。随着传统帝国主义强国与崛起中的中国展开竞争，同时俄罗斯、土耳其和海湾君主国等地区力量也加入其中，各地冲突越来越深地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竞争纠缠在一起。卢旺达等国家也试图推进自身的战略利益，跨越国界进行干预，从而进一步加剧原有矛盾。目前震动非洲大陆的种种冲突——尤其是苏丹、萨赫勒地区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以及各国内部不断尖锐化的社会对立，都指向国家进一步碎片化、民族与族群矛盾升级，以及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的崩溃。

然而，非洲的碎片化并非今天才出现。即使在自由主义时期，非洲大陆虽然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却始终伴随着血腥战争与种族灭绝，从卢旺达、刚果到达尔富尔，无不如此。在自由主义时期，通过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输送的帝国主义援助曾大幅增加，如今这些援助却遭到大规模削减。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面对非洲大陆的危机，要么漠不关心，要么赤裸裸地进行掠夺，要么直接诉诸硬实力。因此，当前的碎片化在范围和深度上都进一步扩大了。

非洲大陆四分五裂的局面蕴含着极大的危险，但与此同时，这里年轻、不断壮大并遭受超强度剥削的工人阶级，也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恰恰是那些分裂和削弱非洲的矛盾，使推翻新殖民主义秩序、并在一种全新的社会基础上实现整个大陆统一的必要性，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迫切。

东南亚：铁砧与铁锤之间

全球化把东南亚纳入国际供应链，使其成为其中的中间环节：当地经济受外国制造业巨头支配，依赖来自中国的投入品，同时又以美国消费市场为主要出口方向。“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曾经是东盟地区的一句口号。如今，这意味着东南亚正被夹在铁砧与铁锤之间。美国正在抽掉这一地区各国经济的支柱，并不断砍断其供应链，目标是扼杀中国。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攻势，以及针对伊朗的战争，已经预示了未来的局面：对于一个大量人口都生活在生存边缘的地区而言，这些冲击已经造成毁灭性的经济后果。美国正推动东南亚军事化，并鼓励日本军力在整个地区进行二战以来首次的侵略性扩张；随着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威胁，战争的阴影也重新笼罩东南亚。整个地区正在为社会爆发积蓄条件。

全球经济濒临悬崖

尽管地缘政治紧张不断升级，世界经济的基本结构却表现出了惊人的韧性。然而，恰恰是维持这种韧性的力量——尤其是美国股市异乎寻常的强劲表现——正在制造新的矛盾，并威胁着整个体系的稳定。华尔街无视重力般的上涨，是由前所未有的财政与货币刺激、主要科技公司大规模的资本支出，以及二者共同催生的投机狂潮所推动的。我们无法准确知道这一态势会在什么时候终结，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以科技行业为中心的这场投机繁荣一旦开始逆转，将对整个世界局势产生深远影响。中国的通缩压力和工业产能过剩正向世界其他地区输出，这很可能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早期征兆。

金融泡沫一旦破裂，就会扫除堆积如山的虚拟资本。这些虚拟资本掩盖了国际力量对比的真实状况，也遮蔽了美帝国内部核心的腐朽。只要世界经济的基本架构仍然维持不变，美国在决定如何应对危机以及塑造危机最终结果方面，就依然拥有巨大的优势，并能够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危机代价转嫁给其他国家。

首先可以预料，未来的危机会进一步加剧目前所有既有的政治趋势，并推动资本主义进攻不断升级。然而，这究竟会让世界进一步滑入反动，还是为革命性的发展打开道路，首先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如何回应。在这里，最终结果取决于各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组织状况。下面，我们就转向这一政治问题。

第二部分：世界政治的动态

“一般说来，主观意愿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协调一致遭到破坏在生活与艺术中都是喜剧以及悲剧的主要根源。政治领域很少能摆脱这个法则的影响。个人和政党是勇敢的还是可笑的，不是根据它们自身，而是根据它们对形势的态度来决定的。”

自由主义之死与反动势力的兴起

后苏联时期的政治现状已经被打碎。在美国霸权主导的后苏联时代行之有效的意识形态工具，如今已经不再符合帝国主义列强的需要。当美国霸权还无人挑战的时候，美国尚且有条件在国内外享受自由民主这项“奢侈品”，可以资助非政府组织，并把自己包装成人权、自由贸易、多元文化等等的捍卫者。如今，这条道路已经走到尽头。随着美国霸权不断流失，美国必须转向进攻。而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已经无法服务于这一目标，反倒逐渐成为实现其目标的障碍。

自由主义的死亡，并不意味着世界政治中的新一轮重组已经尘埃落定。美帝国主义的进攻释放出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严重的不稳定、反动和冲突。但我们并非沿着一条直线一路滑向地狱。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和目标，与它实际实现并贯彻这些目标的能力之间，仍然存在差距。事实上，它发动的攻势已经激起了各种形式的抵抗。然而，形形色色的竞争者和那些试图挑战美国的力量，也正在暴露自身的破产，使美国即使处于衰落之中，仍然能够掌握塑造世界政治的主动权。结果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如今正在被一股反建制的帝国主义右翼力量推翻，而推动其崩溃的并非无产阶级的高涨，也不是一场反帝进攻。

全球南方各国的领导人正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被迫抵抗美帝国主义的掠夺。但受到自身阶级利益的束缚，同时又惧怕发动群众，他们更倾向于寻求妥协和周旋，而不是进行正面对抗。中国共产党掌管着1949年革命的成果，却死死抓住全球化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残余，由此白白浪费了规模庞大的中国无产阶级所蕴含的革命能量和潜力。其他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则把重点放在不同压力之间搞平衡，而不是联合起来反对美国。“金砖+”正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联盟没有任何统一的战略目标，其整体作用甚至小于各个成员单独作用的总和。

至于工人运动，在多数情况下，其领导人正在拼命维护一个已经在他们眼前崩溃的自由主义现状。那些声称希望实现激进决裂，甚至发动革命的左翼力量，往往又与群众的真实情绪相距甚远，只满足于重复一些脱离这个时代具体任务的抽象口号。缺乏一股独立的、无产阶级的反美帝国主义力量，是塑造当前世界局势最重要的单一因素。无论是在帝国主义中心、半殖民地世界，还是各种抵抗运动中，情况都是如此。在这一点发生改变之前，美国霸权的衰退仍将按照反动的方式继续进行，它带来的将是群众所受压迫的加深，而非解放事业的推进。

这并不意味着非革命力量无法给美国造成挫折，只是这些挫折永远只能是局部的。在当前时代，革命战略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锻造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解决这一问题，只能从现实地判断政治动力开始，并从当代斗争的实际经验中吸取清晰的教训。

民粹右翼在西方崛起

从美国的特朗普和MAGA运动、英国的改革党，到德国的选择党和澳大利亚波琳·汉森领导的“一国党”，民粹右翼正在整个西方崛起，成为反对现状的主要力量。它们之所以不断扩大影响，是因为美国帝国主义战略的需要，与相当一部分民众对自由主义现状的普遍反感发生了汇合。由此，右翼越来越能够把工人阶级的愤怒与怨气引向一套反动的政治议程。这一右转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过去的政治中间派本身也开始吸收右翼的主张：在英国，工党已经转而攻击移民；在美国，民主党也已经放弃了过去那种捍卫黑人和跨性别者权利的姿态。

拉丁美洲“粉红浪潮”的退潮

拉丁美洲右翼政府日益壮大的浪潮，同样源于人们对过去几十年大陆政治现状的反感。2000年代，一批左翼民粹主义政府借助高涨的反帝情绪上台，如今却接连倒下。这些政府虽然实施过许多进步改革，却也压制和约束了群众的革命能量，最终走向退却和背叛。如今，借助它们未能带来持久改善这一失败而崛起的，是右翼民粹主义和亲帝国主义力量，而非那些吸取了“粉红浪潮”教训、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武装起来的挑战者。

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政权在美帝国主义第一次直接的军事打击面前便迅速崩裂。这一政权已经腐朽到了何等程度，从两件事上可以看出：马杜罗总统遭绑架之后，没有出现任何大规模的群众反抗；曾经的查韦斯主义者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如今甚至开始同美国合作。

古巴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自1959年以来，古巴一直是全世界受压迫者和反帝力量的一座灯塔。如今，随着特朗普升级美国残酷的封锁，古巴革命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关头。然而，古巴共产党并没有提出一种国际主义的革命战略来打破封锁，却把一切希望押在谈判上，并为资本主义接管经济敞开了大门。这只会进一步助长美国以及那些决心彻底摧毁古巴革命的“蛆虫派”反革命分子的气焰。

这一局面也存在一些矛盾。墨西哥和巴西目前仍由左翼政府执政。然而，巴西的卢拉和墨西哥的辛鲍姆虽然在言辞上对美国有所抵抗，却都作出了大量让步。在玻利维亚，反对帕斯新自由主义政府的群众起义，一度为发动反攻创造了现实可能。然而，玻利维亚工人中心的领导层却同政府达成协议，并号召解除封锁路障，由此背叛了原住民农民群众。这造成了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之间的裂痕，削弱了他们共同对抗玻利维亚资产阶级及其华盛顿主子的能力。如今，帕斯获得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可以进一步加大对群众的进攻。他已经监禁农民领袖、打击工会，并使群众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恶化。这一结果也加强了美帝国主义对该地区的控制。

右翼在南亚巩固统治

南亚各国的发展动态，为我们展示了全球南方未来可能面对的一种更为成熟的形态。面对不断加重的外部压力，同时又要应付国内巨大的社会需求，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政府正越来越多地诉诸宗教民族主义、镇压和波拿巴主义，以控制本国社会矛盾并巩固自身统治。

在印度，印度人民党通过近期一系列邦级选举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全国统治，而大规模清洗选民名册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作用。左翼则日益无足轻重。共产主义者经过几十年不断疏远自己的社会基础，如今已经失去了最后一个执政据点；毛派武装斗争也正遭到国家机器的镇压。在巴基斯坦，军事独裁式的统治更加根深蒂固，一切异议都遭到打击，无论这种异议来自左翼、克什米尔，还是前总理伊姆兰·汗。然而，群众能够忍受的程度终究存在极限。随着我们进入一个更加动荡的时期，这些社会底层堆积的干柴只会越积越多，随时可能引爆，并动摇这些波拿巴统治者的政权，正如邻国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发生的起义一样。近期巴占克什米尔的斗争以及印度的学生运动，也体现了类似的潜力。

错失的机会

近年来曾经出现过一些重要的突破口，本有可能扭转局势，让工人阶级作为一股能够塑造国内和国际事件的独立力量登上政治舞台。然而，无论是新冠疫情之后西方罢工活动的回升，还是全球南方的Z世代起义，这种可能最终都没有实现。每一次群众运动高涨时，都没有一支已经准备好的领导力量能够果断抓住机会，结果统治阶级重新夺回了主动权。在所有这些案例中，真正缺少的从来不是斗争性，而是领导。

英国2022至2023年的罢工浪潮，以及法国2023年反对养老金改革的斗争，都因为工会领导人不愿把斗争升级到足以决定性击败政府的程度而遭到失败。在美国，2023年的罢工浪潮和劳资合同斗争——包括UPS、国际码头与仓储工会（ILWU）、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以及好莱坞的斗争——还有2024年的波音罢工和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LA）罢工，最终都以提高工资的方式得到解决，但那些真正推动罢工爆发的其他决定性问题依旧悬而未决。其结果是阶级斗争遭到了遏制。如果这些斗争取得成功，工人阶级本可以以一支更加强大、重新焕发生机并更加团结的力量走出斗争，同时增强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斗争并赢得胜利的信心。

在希腊，围绕坦佩列车惨案爆发的斗争本有可能彻底改变国家的发展方向，并在2015年那场重大失败之后，重新把力量对比推向有利于无产阶级的一边。然而，工人运动没有抓住群众不满所创造的机会。作为工人运动领导力量的希腊共产党，以及其他左翼力量，都向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领导层妥协；后者提出“不要政党、不要颜色”的策略，也就是排斥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他们拒绝把群众的愤怒转化为一场反对帝国主义支配的决定性斗争，而这种支配正是造成这一罪行的根源。这次失败进一步削弱了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的力量，也加深了他们的消沉。

最近一系列Z世代起义，是半殖民地世界青年生活条件迅速恶化、以及他们对腐败统治者积压已久的憎恨所引发的重要社会爆发。然而，单靠推动这些运动的原始能量，并不足以改善群众的总体处境。有些起义遭到了镇压，例如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和秘鲁；另一些则最终带来了右翼政府，例如孟加拉国和尼泊尔；马达加斯加甚至出现了军事政权。造成这些结果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一支具有连贯政治纲领的领导力量，能够为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奴役的斗争指明进步的方向。工人阶级在这些运动中只发挥了边缘作用，也使运动内部更加混杂，从而更容易遭到镇压和收编。

2024年12月，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发动政变，但很快便被由工会领导的战斗性群众动员击退。这场惊人的胜利使工人阶级一度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针对尹锡悦极端亲美路线爆发的反弹，本有可能在美韩同盟内部撕开一道巨大的裂口——而这一同盟正是韩国反动秩序的基石。然而，工会领导层最终出卖了斗争，把群众的愤怒引向选举，号召支持同样亲帝国主义、只是没有那么狂热的民主党，由此帮助统治阶级重新稳定了政治局势。

自由派左翼的最后喘息

尽管右翼正在国际范围内崛起，世界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和动荡，仍然会推动一些在此前时期形成、并深受此前时期塑造的左翼抵抗力量继续发展。在政党领域，这包括英国的绿党以及已经奄奄一息的“你的党”、德国的左翼党和法国“不屈法国”等组织。许多人看到这些力量之后重新燃起希望。这种希望既危险，又是一种严重的错觉。

遗憾的是，推动这场所谓“左翼复兴”的，并非新一轮工人阶级战斗性的高涨，也并非工人阶级深厚的支持。真正构成这些政党动力的，是大批中产阶级自由派、进步学生，以及那些有充分理由对右翼政府感到恐惧的少数群体中弥漫的焦虑和绝望。这些政党及其领导人，是面对世界局势变化产生的一种本能反应：在不确定与混乱之中，他们转而抓住一种更加激进的自由主义。支撑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正在消失，此时继续翻炒那些早已陈旧的自由主义话语，通向的不会是成功，只会是一场壮观的灾难。

正是这种性质使它们软弱无力，同时也把更加保守的工人推得离它们越来越远，从而加强了各国的右翼势力：在英国，绿党落后于改革党；在德国，左翼党远远落后于选择党；在法国，梅朗雄也落后于极右翼。我们眼前发生的，与其说是什么左翼复兴，更像是一出悲喜剧：客观形势不断恶化，而被推到前台回应这种形势的主观力量却毫无用处，正是两者之间越来越巨大的鸿沟在书写这出悲喜剧。

那些宣扬“左翼复兴”的人还会举出近期意大利工人声援巴勒斯坦的罢工，以及法国“封锁一切”运动作为证据。然而，这些斗争都没能发展成持续性的运动。它们几乎刚开始便结束了，也没有改变各自国家政治发展的总体方向。在法国，国民联盟正在一步步逼近总统府；在意大利，梅洛尼的执政地位没有受到任何重大的挑战。两国的情况都显示出，激进工团主义——在法国和意大利都有着深厚传统——根本无力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局势。

美国左翼抛弃身份政治，却不肯抛弃民主党

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推动了美国左翼内部一些重要变化。在选举领域，民主社会主义者佐赫兰·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他所提出的是一套以民生问题为核心、明确仿照20世纪“下水道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具体来说，这套纲领刻意回避种族压迫和警察暴力等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这标志着对身份政治时代的一次重要偏离。和其他通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当选的政客一样，马姆达尼很快便开始攻击工人阶级以及黑人和拉丁裔群众。即便如此，大多数左翼仍然把他的胜利欢呼为一场伟大胜利，为他的背叛寻找借口，并且拒绝在DSA和工人运动内部发动一场真正的斗争，以实现同民主党的决裂。

面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在街头制造的恐怖，也爆发了许多重要、甚至英勇的群众斗争。在两名反ICE抗议者遭杀害之后，明尼阿波利斯的群众动员达到了这些斗争的高潮。这些运动一方面表明，社会中确实存在着对特朗普极权式驱逐移民计划的深刻反对；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截至目前，这场运动仍然没有能力突破工会保守领导层和民主党的控制。特朗普曾被迫暂时退却，但他整体的反移民攻势并没有被击败。

“抵抗轴心”走入死胡同

伊斯兰共和国面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进攻所进行的抵抗，使一些人产生了幻想，认为这个神权资本主义政权能够领导西亚的反帝斗争。然而，伊斯兰共和国虽然证明了自己能够顶住美国的压力，同时也证明了它完全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成为真正反帝抵抗的集结中心，更无力领导一场把美国赶出这一地区的斗争。

抵抗美国当然也符合伊朗统治阶层的利益，但这排在维护自身寄生性统治之后。因此，它把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牢牢控制在军事官僚机器手中，拒绝号召整个地区的群众亲自投入斗争。此外，伊斯兰共和国国内的专制统治按照民族、宗教和性别划分受压迫者，使统一的反帝斗争无法形成。更严重的是，它对异议者的血腥镇压，把大批民众推向了亲帝国主义的君主派反动势力。要击败帝国主义并把它逐出这一地区，就必须实现最广大群众的团结，而这样的团结根本不可能建立在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之上。

巴勒斯坦人民对抗犹太复国主义种族灭绝进攻的抵抗是英勇的。然而，这一事实绝不能用来掩盖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如今所陷入的政治与战略困境。巴勒斯坦人民已经遭遇了空前规模的社会与人道灾难。加沙完全陷入浩劫，以色列还企图吞并剩余地区的大片土地；约旦河西岸的局势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恶劣。这一切暴露了哈马斯战略的失败：它把击败以色列的希望寄托于自由派舆论和阿拉伯政权，而没有把战略建立在西亚各国群众共同反对以色列、美国，以及那些向二者妥协的阿拉伯政权的联合斗争之上。如今抵抗运动陷入僵局，哈马斯实际上正在谈判自身解除武装的条件，而整个运动对于斗争今后如何继续，也没有任何战略前景。

巴勒斯坦运动正在消散

加沙的种族灭绝激起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投入行动。两年多来，世界各大城市都有数十万人走上街头。然而，这仍不足以阻止内塔尼亚胡。在西方，这场运动被支配其政治的自由主义式愤怒所瘫痪，也被它对美国拉希达·特莱布一类政客的依赖所瘫痪——特莱布虽然公开反对以色列，却同时又是那个为种族灭绝提供便利的政党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政府甚至会支持或亲自组织大规模群众动员，同时却继续维持与美国的同盟或合作关系。

巴勒斯坦运动从未把工人阶级的切身需要与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结合起来，作为自身的战略方向。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能对各国政府形成真正的压力，迫使它们停止支持以色列，或者结束对以色列的妥协。实际情况却是，在大多数国家，大规模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逐渐变成了一种得到容忍、定期举行的活动，成为释放群众愤怒的常规渠道。任何试图突破这种常规、挑战运动既定方向的行动，则始终相对孤立，并遭到国家力量的残酷镇压。如今，这场运动已经明显衰弱。革命者必须冷静总结这一结果的教训，并努力从政治上重新武装这场运动。

准备迎接进攻、震荡与剧变

总体而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国际力量对比并不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美帝国主义正在横冲直撞，右翼不断崛起，而在大多数国家，左翼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深。

目前，消沉、冷漠以及退缩和自保的倾向，是工人阶级中的主导趋势。然而，阶级斗争从来不会沿着直线发展。民粹右翼正在利用长期积累的不满，并成功地把这些不满引向反移民以及其他反动方向。这种模式或许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却根本无力解决造成社会危机的任何深层原因。那些期待右翼兑现承诺——带来经济增长、就业机会，并让社会重新回到所谓“美好旧日”——的人，最终一定会失望。工人阶级迟早会被迫投入行动。对于革命者而言，问题在于，这些冲突最终究竟会带来胜利、壮大工人运动，还是会带来新的失败，并推动社会进一步滑向帝国主义反动。

在全球南方，长期的欠发展与美帝国主义的攻势正在加剧社会危机，进一步制造不稳定。帝国主义的扼杀、国内社会的腐朽以及不断增长的群众不满结合在一起，对腐败的民族资产阶级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推动它们进一步诉诸镇压、波拿巴主义和民族主义分裂，以阻止群众形成统一斗争。摆在革命者面前的任务，是进行严肃的准备。他们必须摆脱两种陷阱：一边是尾随每一场爆发的运动，另一边则是退回到抽象的“纯粹”阶级斗争方法。真正的任务，是把群众的现实需要，同摆脱帝国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

第三部分：革命纲领

“谁也没有费心事先为无产阶级铺好革命高涨的道路。这条路上横亘着无数障碍，堆满了过去留下的瓦砾；只能沿着它前进，其间不可避免地会有停顿，也会有局部的退却。被这些吓住的人，最好还是让到一边去。”

反对美帝国！

美帝国主义是把世界拖向野蛮状态的首要力量。因此，反对美帝国，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受压迫者的一项核心任务。在美国，工人阶级正在为统治阶级的全球野心付出代价，承受着军国主义、紧缩政策以及对生活水平的不断攻击。在各帝国主义国家和亲美的半殖民地国家，统治阶级依然与现存秩序紧密捆绑。无论是西方统治阶级效忠北约和跨大西洋主义，日本重新走上扩军道路，还是印度洋地区的“四方安全对话”，反对同美国结盟，都是这些国家反对本国统治阶级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乌克兰，士兵正为了西方帝国主义者及其乌克兰傀儡的利益被驱上战场充当炮灰。在那些面临制裁、经济压力或军事威胁的新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反对民族压迫与社会压迫的斗争将使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投入行动，并把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提上日程。在世界各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都为跨越国界团结工人提供了基础，并为锻造一支能够挑战现存世界秩序的国际革命领导力量创造条件。

以无产阶级战略反对美帝国主义！

革命者必须建立起反对美帝国最强大的力量。然而，决定性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样的政治战略和斗争方法，才能真正以进步的方式击败它？人类能否摆脱野蛮，并不取决于某个与之竞争的统治阶级或地缘政治集团取得胜利，而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反帝斗争的手段和方法，同它的目标密不可分：只有那些能够增强劳动群众政治独立性和团结的手段才是容许采用的；任何与此背道而驰的做法，最终都会加深民族分裂、巩固统治阶级的力量，从而削弱反帝斗争。

这正是“阵营主义”的根本缺陷。它拒绝把无产阶级独立性作为反帝斗争的主线，转而支持一切反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力量，不论这些力量具有怎样的阶级性质，也不论它们实行什么政策。按照这种逻辑，俄罗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的国家，或者“金砖+”这样的联盟，仅仅因为对美国的支配地位构成挑战，就被视为进步的抵抗力量。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最终会以削弱另一个敌对力量为理由，为这些势力自身犯下的罪行和实施的压迫开脱。

这种立场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例如，在乌克兰战争中，如果仅仅因为俄罗斯正在同北约的代理人作战就站到俄罗斯一边，那么实际上就等于把对乌克兰人的民族压迫当作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较小之恶”加以接受，并赋予其正当性。这会进一步分裂东欧工人阶级，把不同国家的工人分别捆绑在各自统治者身后，进而阻碍他们形成革命性的团结，共同反对维系当前地区秩序的主要力量——美国、欧盟和北约。伊朗的情况同样如此：如果为了反对美国而在政治上支持伊斯兰共和国，就会把库尔德群众以及其他受压迫少数民族推离反帝斗争，为亲帝国主义力量创造空间，让它们能够把自己包装成反抗压迫政权的“解救者”，结果只会进一步加深分裂，加强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控制。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必须坚定反对美帝国主义，同时提出一套无产阶级的战略。

在共产主义旗帜下争取民族解放！

美帝国主义的攻势正在进一步奴役和摧残全球南方各国，使民族解放斗争变得越来越迫切。革命者必须反对美国及其盟友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掠夺，因为它们发动的战争、制裁和胁迫正在受压迫民族中制造浩劫。这意味着必须站在那些直接遭受攻击的力量一边，从巴勒斯坦到伊朗和古巴皆是如此。在任何地方都坚定反对民族压迫，是把国际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前提。

决定性的任务，是同民族资产阶级争夺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民族资产阶级声称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并利用民族主义来巩固自己的权威。然而，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当群众的独立动员威胁到自身统治时，它最终必然会试图限制、转移乃至镇压这种动员，从而背叛反帝斗争。革命者必须通过不断推进反帝斗争，揭露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马克思主义和反帝运动目前分裂为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把民族解放斗争一概视作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一面高呼社会主义革命，一面抛弃群众现实存在的民族诉求。这样一来，它就把群众拱手让给了民族主义者领导。另一种倾向则尾随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较激进或具有反帝色彩的派别，同样把群众束缚在民族主义力量之下，并让受压迫群体任由亲帝国主义势力操纵。两种倾向都放弃了最核心的任务：建立无产阶级对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

建立工农联盟！

由于直接的殖民统治和新殖民主义统治，许多尚未解决的民主任务仍然是半殖民地世界的基本特征。其中首要的就是土地问题：千百万贫苦农民、无地劳动者和农业工人的命运。美帝国主义针对半殖民地国家发动的攻势，使这些阶层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之一。帝国主义对自然资源控制权无休止的追逐、农业综合企业集团的扩张、土地投机，以及危机和战争推动的物价上涨，都在进一步把这一部分人口推向破产。

工人阶级往往通过亲属关系与农村保持着直接联系，他们自身同样正在遭受攻击，因此在物质利益上也有必要保护农村群众乃至整个民族，使其免遭更进一步的奴役。唯一有效的抵抗方式，是建立工人与贫苦农民的联盟，共同捍卫自己的生活条件。革命者的任务，就是把这种联盟建设成推进反帝斗争的力量，并在这一过程中揭露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美国攻势时的无能。

保卫中国！打倒中共官僚！

在未来的时期，保卫中国将成为对革命者的一项决定性考验，就如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保卫苏联曾经是一项决定性的考验。理解中国，不能脱离1949年革命。尽管那场革命的许多成果已经遭到严重侵蚀，但革命所建立的社会基础至今仍未被推翻。摧毁旧统治阶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旧是从这一革命进程中诞生的国家的武装力量。对于全球地位日益受到中国崛起挑战的美帝国主义而言，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已经成为一项战略需要。因此，保卫中国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密不可分。

苏联的崩溃已经表明，一个无产阶级社会秩序遭到失败，其影响绝不局限于一个国家，而会重新塑造全球力量对比。美帝国主义战胜苏联之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支配时期，得以在少得多的制约下向全球投射自身力量。如果中国遭到类似的失败，那将构成更加严重的历史性倒退——地球上规模最大的生产力集中地之一将遭到摧毁并被置于从属地位，全世界工人的处境也会随之恶化。因此，这里涉及的不只是中国自身的命运，同时也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命运。拒绝保卫中国，或者把中国与美国等量齐观，都只会加强帝国主义的攻势，加速世界滑向野蛮。

然而，保卫中国必须同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结合起来。保卫中国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支持中共官僚集团。这个官僚集团已经一再表明，它所追求的是同帝国主义秩序达成妥协，而不愿依靠国际工人阶级去挑战这一秩序。事实上，中共推行的民族主义军事、政治和贸易政策，还在主动疏远其他国家的劳动群众。保卫中国必须同反对中共官僚集团的斗争结合起来，因为正是这一官僚统治阻碍着工人阶级成为捍卫并扩展革命成果的决定性力量。

打破人民阵线！

面对右翼势力的上升，左翼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同所谓“进步”力量结盟，以阻挡反动势力，并在这一过程中放弃阶级独立。这就是人民阵线：把工人运动捆绑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一翼之上。这样做的结果，是阻止工人阶级发展出一场独立斗争，去反对右翼反动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

人民阵线的历史记录已经说明了一切。它从来无法真正阻止反动势力。最多只能暂时拖延这一过程，随后反动势力便会以更强大的姿态卷土重来。在法国，一次又一次的“共和派”联盟并没有阻止整个国家持续右转；如今，极右翼距离掌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近。在印度，国大党、各共产党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联盟，同样没能阻止印度人民党巩固自己的统治。教训非常清楚：要击败右翼，不能依靠那些恰恰催生了右翼的力量。

革命者的任务，是打破人民阵线。仅仅谴责人民阵线远远不够；必须通过具体事实向工人和受压迫群众说明，同资产阶级结盟如何损害他们自身的利益。这要求革命者主动介入斗争，并针对美国的DSA、法国梅朗雄领导的政党，以及印度的各共产党等组织提出具体策略，从而进一步激化一方面基层群众的愿望，另一方面领导层走入死胡同的战略之间的矛盾。如果不为这样的方向而斗争，最终只会把工人阶级和左翼继续留在阶级敌人的控制之下。

建立统一战线！

右翼反动势力的崛起，带来了国家对左翼活动人士镇压的加剧，也伴随着法西斯袭击和挑衅的增长。更广泛地说，在帝国主义侵略、生活水平遭到攻击以及民主权利被侵蚀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往往处于分裂和软弱状态。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共产主义者必须高举统一战线的旗帜。统一战线的目标，是尽可能把最广泛的力量联合起来，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共同进行斗争。

然而，这个看似简单的原则却在左翼内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一方面，许多社会主义组织认为，同任何非革命力量结成联盟都是机会主义，因此在受压迫者遭到攻击时，反而让他们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另一方面，也有许多社会主义者打着统一战线的旗号，为机会主义的杂牌联盟寻找借口。通常情况下，他们把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本身——也就是联合尽可能广泛的力量——置于它本应服务的战略之上。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

“分开进军，共同打击！只就怎么打、打谁、什么时候打达成协议！这样的协议甚至可以同魔鬼本人、同他的祖母，甚至同诺斯克和格热辛斯基达成。条件只有一个：不捆住自己的手脚。”

因此，只要是为了工人运动利益中的某项具体目标，统一战线就可以同任何力量达成——从工会官僚到资产阶级政客都包括在内。这样的目标可以是击退法西斯袭击、争取释放遭监禁的活动人士，也可以是保卫罢工、反对生活水平遭到攻击。至关重要的是，这还包括为了反对某一次具体的帝国主义侵略，而同民族主义力量和抵抗力量结成联合行动——这就是反帝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最关键的意义，是让共产主义者在实际行动中证明：即便只是推进工人阶级最局部的斗争，革命战略也优于资产阶级和非革命力量所奉行的自由主义与法律主义战略。

团结受压迫者，抛弃自由派！

自由主义秩序的瓦解和右翼的崛起，正在加剧工人阶级内部的社会对立。移民工人与本地出生的工人、黑人与白人工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分裂，以及围绕跨性别权利等问题产生的矛盾，越来越被利用来攻击受压迫者。右翼把人们对社会衰败的愤怒导向少数群体，而自由派则用道德说教和身份政治作出回应，结果进一步固化了这些分裂。在半殖民地国家，这种两极分化往往还会发展成民族冲突和流血事件。革命者必须为克服这些分裂而斗争，建立起能够增强群众斗争力量的团结。

要建立这种团结，就必须让工人阶级认识到，保卫受压迫者符合整个工人阶级自身的物质利益。偏见和沙文主义通过让工人阶级不同部分彼此对立，削弱了他们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比如，从英国到南非，围绕移民和难民出现的社会对立，其根源都在于社会衰败：工作机会不足、公共服务崩溃、生活条件不断恶化。造成这一切的责任不在移民，而在于各国统治阶级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任由社会不断腐烂。真正的解决办法，是所有工人联合起来反对统治阶级。

然而，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左翼要么只是谴责反动思想以及支持这些思想的人，却没有提出任何能够把工人从右翼影响下争取过来的战略；要么陷入经济主义，把受压迫群体所面对的具体斗争放到一边，只强调经济诉求。前一种做法把工人继续留在反动势力影响之下；后一种做法则让原有分裂继续存在，并把少数群体推向自由派。革命者必须同时拒绝这两种错误，并说明工人阶级只有主动捍卫一切受压迫者的事业，才能推进自身的解放。

把工会变成革命斗争的机关！

工人阶级正在进入一个生活水平、权利和组织不断遭受更猛烈攻击的时期。然而，工会进入这一时期时，本身已经因几十年的失败，以及工会官僚长期奉行的阶级合作路线而遭到削弱。面对这种局面，革命者必须在工会内部为建立一支阶级斗争的领导力量而斗争。

这意味着要介入每一场围绕工资、劳动条件和民主权利展开的斗争，并把这些斗争同更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帝斗争联系起来。同时，还必须突破狭隘的行业界限，把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组织起来。只有通过这些具体斗争，才能击败工会高层的影响，把工会转变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抵抗工具。遗憾的是，大部分革命左翼并没有从这样的角度开展工会工作。即使它们在工会中拥有一定影响力，其工作也往往同时受到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这两种顽疾的侵蚀。

机会主义表现为迁就现有的工会领导层，支持所谓“左翼”官僚，或者只要求现有官僚变得更加激进。这样一来，本应通过革命斗争取代工会官僚的问题，就被变成了向官僚施压的问题。左翼力量即使控制了工会机构，却继续保留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同样属于这种情况。还有一种表现，是把工会工作缩减为眼前的经济诉求，同时回避那些为了克服种族、民族和性别分裂、实现阶级团结所必须进行的政治斗争。极左主义则是相反方向的错误：要么以冒险主义的正面冲突取代耐心建立反对官僚领导的力量，要么干脆因为工会掌握在官僚手中而完全退出工会工作。无论是迁就官僚还是放弃斗争，这些偏离最终都会让工会官僚继续维持控制，并加强那些应当为工人阶级失败负责的力量。

第四部分：革命重组的任务

"群众行动一般会冲刷掉次要的、一时的分歧，促使那些彼此友好、立场相近的各派走向合流。反过来，在停滞或退潮时期，思想上的各种派别则会强烈地趋向分化、分裂和内部斗争。我们跳不出自己所处的时期，只能走过它。在思想上清晰、明确地划清界限，是绝对必要的。它为未来的成功准备条件。"

马克思主义运动尚未为即将到来的剧变做好准备。它规模很小，分裂为无数彼此竞争的组织，而且同工人阶级越来越隔绝。这场危机绝不只是恶劣客观环境造成的结果，首先源于政治方向上的迷失：在此前时期，马克思主义运动没能建立起一股反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革命力量，于是把今天群众反弹所产生的政治空间拱手让给了右翼。

随着美国撕碎旧有现状，并推动一种反动的世界格局重组，左翼对于塑造世界事件的根本动力仍然陷于混乱。一部分人宣称美国霸权已经崩溃，并把中国和俄罗斯同美国置于同一层面；另一部分人则犯下相反却同样性质的错误，把中国和俄罗斯赞颂为反帝英雄。在政治层面，绝大多数左翼否认或淡化国际无产阶级近年来遭受的失败，为那些误导工人阶级的领导人开脱，并严重误判即将到来的斗争中各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因此，许多人预言马克思主义者将在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这些幻想就像股市泡沫一样，一旦撞上现实，很快便会破裂。

我们并不声称自己已经解决了左翼的危机，也不声称掌握了所有答案；只有蠢人才会这样说。但我们确实提出了未来时期马克思主义分析与纲领中的一些关键内容。我们试图勾勒出这个时代最迫切的任务：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同时坚持无产阶级独立；在反对右翼反动势力的同时拒绝让工人服从自由派力量；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并把受压迫者的斗争同革命性的阶级立场结合起来。我们把这一方向建立在对世界局势具体发展的分析之上。我们希望围绕这些基本路线，重组马克思主义运动。

这样的重组，需要耐心地推进纲领和理论上的澄清。然而，单靠这些仍然不够。革命者必须努力推动群众的现实斗争，使其朝着符合整个工人阶级独立利益的方向发展，在实际斗争中揭露误导者对工人的背叛，并证明革命纲领的必要性。只有通过这一过程，才能为政治上的澄清与统一奠定基础。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运动才能克服保守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锻造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革命领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