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形势一骗大好”

天下大乱，形势本该大好。然而并非如此。本报告要处理的正是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在技术上已与美帝国比肩、甚至有所超越，何以在世界舞台上显得如此消极被动？这一矛盾使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中共）、对它的纲领、对中国继续发展的道路，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世界局势的转折点，与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中共的两面派策略

正如托洛茨基所说，人类的历史危机可以归结为革命领导的危机。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地方，正是在地球上最庞大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之中，即在中国。整个世界局势所系的主要矛盾，恰恰是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这也正是中共两面派策略的根源。

一方面，存在着要求维持美国体系稳定的巨大压力。这解释了中国为何呼吁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这也解释了它对古巴、委内瑞拉的罪恶背弃，解释了它大幅削减石油采购、从而在特朗普轰炸德黑兰之际维持股市稳定的做法。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缺席，同经济体系中的资本主义部门和市场部门相联系，同中共官僚集团最高层同美元秩序的深度捆绑（其中也包括个人层面的腐败）相联系，同时也同它“维稳”的利益相联系。

另一方面，中共官僚的权力奠基于1949年革命的社会基础之上。他们的正当性建立在这样一个承诺之上：中国决不会再次遭受百年国耻。他们知道，帝国主义的目标就是让中国永远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正是这一点迫使他们推动国家的发展。中共本身拥有1亿党员，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干部，这就要求他们对这种阶级压力作出回应。

官僚集团十分自觉地表现着这一矛盾。这正是为什么它抛弃自己的盟友；为什么它捍卫自由贸易，却又动用庞大的国家力量去维护这个自由贸易秩序。它当前在世界舞台上的战略是稳定全球经济，而“十五五”规划却在技术上、在国家层面上加倍推进自给自足。政治局并不愚蠢：他们知道一场崩盘即将到来，知道中国可能面临封锁。巨量的粮食和燃料储备、庞大的救助基金正在准备之中。问题在于，他们的物质基础和纲领本身就阻止他们通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去主动斗争、突破这一包围。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而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里。原因在于，美国统治者捍卫的是他们自己的制度：帝国主义。

中国的崛起与美国霸权

只要全球经济持续扩张，这两种压力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被抹平。全球化为中国商品带来了新的买家，带来了外国投资，也带来了相对的政治平静——除去美国的若干次干涉之外。只要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实际工资不断提高、房地产泡沫中还能赚取令人瞠目的投机利润，中国资本家就会服从中共的独断指令，中国工人阶级也会保持顺服。

正是中国自身的崛起，如今把美国的世界秩序推到了极限，从而使国内这一基本的社会契约陷入危险。让我把话讲清楚：中国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在汽车、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夺走帝国主义者的利润，并获得自卫和发展经济所需的技术——这是进步的。问题在于：面对自己新获得的力量，中共的战略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看一看过去几年中国的走向。官僚集团已经开始“左转”——以它自己那种民族主义的、压制性的、践踏群众的方式。房地产泡沫是一个巨大的毒瘤，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投机者阶层——他们甚至算不上资本家，只是投机者——这些人把数千亿美元存放在境外。这是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他们戳破这个泡沫，是因为它代表着资本主义。随后，国有银行开始疯狂地向技术升级和先进产业放贷。

然而，这一必要之举的实施方式同样践踏了群众。中国家庭财富的60%在房产上。几乎人人都有一套房。抹去18万亿美元的市值，意味着消费的崩塌。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同时又承担着基础教育和公共交通，如今不得不实行严厉的紧缩。中央想要制止地方政府肆无忌惮的腐败。但山高皇帝远。于是他们唯一的手段，就是财政“断粮”这一粗暴工具。

再举几个例子，看看他们还在做些什么。把闲置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还有呢？有计划、有指标地拉抬中国股市，好让家庭财富逐步转移到股票上去。什么样的股市会有指标？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数不多的奇观之一。

然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完全不平衡的。它的人口同样完全分层：一边是几亿农民工，一边是熟练的城市劳动力。正因如此，你才会看到这样一种经济：一方面高歌猛进，自动化汽车工厂的生产率是美国的两倍；另一方面，仍有数以亿计的人在低端出口经济、农业、采矿业和钢铁业中劳作。工业自动化的迅猛推进，正在使零工经济急剧膨胀，已达8400万人。相关行业在社会上极不稳定，以至于中共如今正在主动下令推动此类行业的工会化。

急行军

中共的战略是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急行军，也就是在技术上压倒帝国主义者。他们向半导体砸下数以十亿计的资金；每个省份都要有自己的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和光伏产业。而这是以牺牲经济落后部门的现代化、以牺牲群众的消费和福利为代价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如此大手笔地支出，恰恰是因为中国拥有全球最高的储蓄率之一，而这正是一种主动剥夺农村劳动者教育和医疗的制度所造成的结果。

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模式：农民如今获得了迁徙的自由（这与毛时代不同），但他们在城市里没有落户的权利，他们的子女不能在城市学校就读，而国家保障给他们的一块土地，则被用来承担养育子女和养老的成本。经济发展带来了有限的改革，但根本模式依然如故。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几亿人的农民工阶层，他们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卖劳动力，从而吸引了西方和日本的资本。

与西方和日本不同，中国迅速跃入工业化的过程，并不伴随着攫取殖民地或帝国扩张。这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为了获得所需的资本，必然只能剥削自己。

如今，即便中共采取了新的战略——技术上的自给自足——这一根本性的分层依然维持着。五年规划讲的是“全产业链”——也就是说，他们应对中国被包围的办法，就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原封不动地复制整个全球经济。于是，估计有6700万农民工留守儿童被世代困死在中共“一国社会主义”战略的最底层。

宗法式的农民家庭充当着危机来临时的缓冲层。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关于户籍改革和刺激消费的报道都只具有边缘意义。它们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农村劳动者与城市劳动者之间在分配上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城市工人也拼命守住自己的特权，唯恐平等化意味着共同贫穷。关键在于，你无法仅靠行政手段取消这种户籍分层。就像工会里的“同工不同酬”问题一样，我们必须争取向上并轨，把所有工人都提升到上海、北京工人所享有的福利水平。而这只有通过挤压资本家、并为打破帝国主义对华围堵而斗争，才能实现。

由此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滑稽的悖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中国建立福利国家，而习近平却说福利主义会“养懒汉”。我们应当非常清楚——帝国主义者要中国以采行市场经济的方式来“提高福利”。帝国主义者这样要求，是为了摧毁中国的产业升级。他们要中国工人买大众，而不是买比亚迪。

官僚集团不愿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共始终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所困扰。在他们看来，主要的错误在于把福利给了工人，而这些福利一旦要收回，就必然引发威胁官僚统治的无产阶级起义。

为社会主义全球化而斗争！

我们对此的回答很简单。他们忘记了：只要工人阶级对自己的任务有清醒而自觉的认识，只要作出这一决定的不是脑满肠肥的官老爷而是工人自己，工人阶级是愿意牺牲自己那份安逸的。社会主义不可能靠一群手握超级计算机的“庙堂贤达”来捍卫。它只能靠亿万人的自觉参与来捍卫。

那么，解决中国发展中这一矛盾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纲领是什么？答案是：世界革命与中国的国内发展是融为一体的。它们是同一个战略任务。既不要“消费型”经济的蜗行牛步，也不要强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急行军！

这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的基本论点——必须利用全球分工。中国的工资和消费完全可以在不降低工业积累率的前提下提高——办法就是从世界市场进口廉价商品。放开基础制造业，把它转移到全球南方去，并以中国工业化的输出来推进社会主义全球化！

中共不是那个手头拮据的苏联，也不是那个为换取美元而不得不出卖本国公民鲜血的民主德国（东德）。我们谈论的是地球上美元储备最庞大的国家之一。官僚集团之所以守着这堆家底，是因为他们需要它在危机中保卫自己的统治。我们则要用这笔钱，向全世界的工人和被压迫者提供大规模的技术和工业援助，最终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一批工人国家，连成一片，使帝国主义者无法封锁中国。而中共的战略却是讨好全球南方现有的资产阶级政权，输出监控设备，协助镇压工人和农民。

当前的全球经济秩序是维持不下去的。中国的生产力对帝国主义者构成致命威胁。正因如此，他们开始了逆全球化的死亡螺旋。那么官僚集团将走向何方？由于缺乏世界革命的视野，它将转而加倍奉行民族主义和技术自给自足。这将是对资本和群众的双重打击。这将意味着更多把经济和社会纳入国家统制的措施——特别是当帝国主义者真的试图对中国关闭世界经济的时候。这种做法看上去将非常像新冠封控期间筑起的那座堡垒：打击资本，压制群众的社会自由；但同时也会有技术上的奇迹，使中国带着新的生产力脱颖而出。而这同样会极其脆弱！看看封控期间富士康工人揭竿而起、各地街头抗议四起，是如何迫使官僚集团彻底掉头的。

事实是，这样的举动会带来社会爆炸。它意味着向国内资本家开刀。一个对帝国主义者关闭的经济，也会在西方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中国有整整一代人，他们经历了30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享有过一定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在一个远比1927年的苏联富裕得多的社会里对此进行压制，将会呈现出近乎内战的局面。

为了争取新中国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世界革命，为了在中共内外凝聚起一个反帝的左翼反对派，我们必须打碎眼前的种种幻想。

第一种是和平主义，而且根深蒂固。工厂里的苦役——无论是为西方资本还是为中国资本卖命——看上去仍然好过把独生子女送上战场送死。群众不想要第三次世界大战；而那些要求军事对抗的强硬派则以民族主义为由，这只会疏远中国最需要争取的广大亚洲无产阶级。但这其实是一种伪命题。

中共有能力瘫痪美国的军工生产，有能力向被压迫国家倾注投资，这足以在一枚洲际弹道导弹都不出发射井的情况下冻结帝国主义的进攻。但这种破坏也是政治性的：北京至今仍劝告古巴共产党人采行市场改革，而这些改革如今无异于投降；北京至今仍迫使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同法塔赫那些犹太复国主义的内奸走向“统一”——而这恰恰是斯大林当年强加的那套方法，中共正是同它决裂之后，才做成了自己的革命。

第二种幻想是经济客观主义：相信仅靠廉价中国商品的洪流就能把帝国主义者压垮。这是个诱人的想法——只要看一眼英国或加利福尼亚的高铁工程，你就知道帝国主义者的“工业实力”值几个钱。但光靠商品是不行的。社会主义只能被自觉地建设起来。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共本身就是内在矛盾的。它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如此——当它建起的光伏板为棉兰老岛上的美军基地供电的时候。

必须粉碎这些幻想，因为正是它们为中国在保卫被压迫人民问题上的无所作为提供了辩护。一面为将来的封锁作准备，一面又对帝国主义者放任自流，最终只会使群众沦为一盘散沙。而群众是我们在保卫1949年革命时唯一能够依靠的力量。习近平曾说，苏联之所以垮台，是因为在危难时刻“竟无一人是男儿”，无人挺身而出。但他的战略恰恰要摧毁那唯一能够阻止反革命的力量——自觉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