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阶级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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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究竟是什么？从各国统治阶级到极左派，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引来众说纷纭。美国资本家雷蒙德·达里奥（Ray Dalio）认为，中国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政权—“资本主义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可能在几年之内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受拥护”。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直接驳斥了这种观点：

“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这两种观点反映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达里奥代表了外国资本投资者的利益；而习近平代表了中共政权的利益。但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呢？从这个起点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的性质？

这是当今左派面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有些人对中共的罪行视而不见并认为中国是值得效仿的社会主义典范。但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中这种观点仍然是少数；大多数组织都声称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一个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强国。在自称为托派的党派中，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 / ISA）、革命共产国际（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 RCI ——前身为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托洛茨基主义派—第四国际等许多组织都持这种观点。希腊共产党等老派斯大林主义者以及中国以外的大多数毛派（例如德国的MLPD【德国马列主义党】 和西松的菲律宾共产党）也都是如此看待。

本章正是针对这一趋势。我们将指出那些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并不能提出针对中共官僚的一条可行的政治替代方案，他们只是在讨好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而且他们使用的论据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机器以及帝国主义的基本原则。首先，我们将解释为什么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然后，我们将论证尽管资本主义在中国严重渗透，但中国仍保留着畸形工人国家的基本特征。贯穿始终的基本论点是：推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必须从反对美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开始。这不仅要求捍卫1949年中国革命的剩余成果，还需要为反对中共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政治革命而斗争。这是因为中共的战略和政策正在将中国引向灾难。

第一部分：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

1)马克思主义与经验主义

“帝国主义”一词被各种人在各种场合抛来抛去。如果想客观地评价“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说法就必须抛弃自由主义的狗哨，而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待这个问题。困难并不在于如何定义帝国主义。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列宁的观点，即帝国主义是：

“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相反，是在定义当今哪些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时，却出现了争议。一些人将中国、巴西甚至希腊与美国相提并论，而另一些人则否认日本和德国是列强。

这种广泛的意见分歧既是方法论问题，也是纲领问题。至关重要的是，帝国主义问题不能从道德或抽象的理念出发而要从具体的历史发展看待。这就意味着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这个问题。例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着眼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从之前封建体制的阶级斗争中诞生的。帝国主义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作为上世纪阶级斗争中演变而来的一个活生生的体系，单个国家的地位只是整体的一部分。

而当今左派并没有采用这种方法。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的一篇文章《中国是帝国主义吗？》（chinaworker.info，2022年1月14日）就是他们如何思考这问题的一个庸俗而又有代表性的例子。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文章探讨了中国是否符合列宁定义中的各个要点。它有很多垄断企业吗？它输出金融资本吗？是否拥有庞大的军队？一旦这一清单上的每一个方框都被勾上，中国就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国家。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验主义。ISA并不着眼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发展，而是通过将经验性的证据（军队规模、资本输出数量等）与抽象规范（列宁的定义）进行比较来判断中国的国家性质。将这种方法类比到生物学中，就好比只看物理特征而忽略物种的进化来对物种进行分类。而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它几乎完全是主观的，无法客观地决定哪一组特征在确定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选择任一组事实来“证明”某个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而不同的选择则可以证明相反的结论。

如果要打破这种关于谁是帝国主义俱乐部成员的吹毛求疵的争论，就必须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是如何具体演变的角度来看待整个问题。而要判断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具体位置，就必须将中国自身的演变置于整个世界体系的演变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答案。

2)美帝的世界秩序与中国

任何对当代帝国主义体系的分析都必须以1945年为起点。在人类最惨烈的相互屠杀中，美国崛起成为主导的帝国主义强国。当前世界秩序的主要支柱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约和欧洲煤钢共同体（欧盟的前身）都是为了对抗苏联而创建的，并为美国带来了极大的特权。其他资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跟随美国。旧殖民帝国迅速不再在世界政治中发挥独立作用，其地位和特权反而取决于与美国的关系。

至于中国，百年的帝国主义掠夺已使其沦为半殖民地，其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只是反映了其作为美国抗日盟友的地位。然而，1949年毛泽东的农民军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导致中国资产阶级逃往台湾，中国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并建立了工人国家，从而彻底改变了这种关系。中国革命是对美国来说是一次耻辱性的打击，并直接导致了冷战升级。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蔓延，避免出现“另一个中国”，美国发动了麦卡锡式的猎巫行动，并对朝鲜半岛以及后来的越南进行了军事干预。在此期间，中美两国处于世界秩序的两极对立面，世界秩序由共产主义斗争、殖民斗争和苏联问题决定。

1972年，尼克松和毛泽东签订了反苏条约让局势再次发生了急剧变化。由于美国正在越南战败，它试图利用中苏之间出现的冲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邓小平接替毛泽东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自由化道路后，中美关系又进一步改善。尽管如此，双边关系仍具有非常特殊的性质。两国共同致力于削弱苏联，但两国的社会制度仍然存在根本对立。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局势的戏剧性转折，也预示着中西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美帝的主导地位和中国市场的开放为外国投资和贸易的大规模扩张（即全球化）创造了条件。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而它的廉价劳动力、国家规划和中共保证的稳定劳资环境则可为外国公司保驾护航。

从美帝的角度来看，中国市场自由化代表着巨大的机遇。此外，由于自由民主已经“赢得了冷战”，中国共产主义不再被视为威胁，而仅仅被视为一种过时的东西，只需要通过与西方的经济融合就能克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不仅仅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而是同意进口民主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自由市场。……当个人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时，他们就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2000年3月9日）。

在中共眼中，新时代充满了危险。苏联的解体就是一个警示。它提醒着一旦党放松对国家的政治控制，将会发生什么。与此同时，1989年的天安门起义表明群众也躁动不安，要求改善生活状况。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运动打破了僵局。这场运动旨在让全党坚定地支持他的市场化进程，他认为充分的经济增长将抑制政治不满情绪，巩固政权。

事实证明这是成功的。与美帝的期望相反，中国经济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并没有导致中共的垮台或国家垄断企业的解体。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00年代初，中共和外国资本家的利益趋于一致，缓解了政权面临的整体压力，通过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与自由化的资本流动和贸易扩张相结合，并使中国经济得以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理解这一动态至关重要。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增长是通过融入美帝国主义经济体系实现的，而不是与之对立。与所有斯大林主义政权一样，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以实现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为目标。事实上，时至今日，中国仍未挑战美帝霸权的任何基本支柱。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并且仍然以美元为主进行贸易和投资。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取代美帝国主义成为“世界警察”。

3)美国霸权的衰落

当今世界局势的核心矛盾是，美国霸权体系为中国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大幅增长创造了条件，但这反过来也削弱了美国的地位。美国统治阶级深知这正在日益削弱其自由民主世界体系的主要支柱。这一转变的象征是唐纳德·特朗普，他在2015年首次竞选总统时曾表示：

“现在，想想这个： 我们欠中国1.3万亿美元。我们欠日本的比这还多。所以他们进来，抢走我们的工作，拿走我们的钱，然后把钱借给我们。我们付给他们利息，然后美元升值，这样他们对我们的贸易就更有利了。

“我们的领导人有多么愚蠢？这些政客有多么愚蠢，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们有多么愚蠢？”

华盛顿威胁要对调查以色列的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考虑消减联合国资金，有时甚至公开谴责北约和欧盟，这一系列行为象征着自由主义秩序正在成为美帝自身的障碍。而中共仍然认为全球化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力量，中国可以在美国制定的规则内继续发展。我们现在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怪异的局面：中国鼓吹自由贸易和国际法，而美国和欧盟却鼓吹贸易保护主义，无视自己制定的国际规则。

总体而言，当前时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帝国主义相互竞争的典型时期大不相同。当时，法国、英国和沙俄等老牌帝国面临着新兴帝国主义列强（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威胁，而这些新列强都在积极扩张自己的殖民帝国。20世纪初，帝国主义体系四分五裂，不稳定因素来自于新生但已建立的帝国的扩张欲望。

自1945年以来，帝国主义体系实现了统一。如今，由于各种地区性大国的出现，以美国为主导的高度一体化的帝国主义卡特尔正在日益瓦解。这些国家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围困，但现在却开始要求西方尊重它们的地区和国内利益。鉴于世界体系的稳定有赖于美国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这些相对温和的野心代表着一种生存性的威胁，也是当前时代动荡的根源。

把中国的发展置于后苏联时期的帝国主义体系中，显然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如果中国要走向帝国主义强国，就至少必须与美国的经济秩序决裂。事实上我们看到，尽管中国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苏联，但它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却十分低调，多以维持现状为主。但即使我们看俄罗斯。俄罗斯采取了更加对抗性的战略，可是它并不是在积极扩张，而是对美国在其周边和盟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叙利亚）的图谋做出反应。俄罗斯是有挑战美帝国主义，但并没有争夺世界领导权。世界政治的底色是零和博弈，如果1945年以来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联盟没有遭到重大挫败或解体，就不可能出现新的帝国主义集团。

4)和平的帝国主义？

那些主张中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所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主张一个新的世界性帝国主义强国可以通过完全和平的方式出现。无论是古代的罗马帝国，还是列宁所描述的现代帝国主义体系，帝国主义都需要军事强权。军国主义是经济关系的产物，但这绝不意味着军国主义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特征。剥削只能通过武力来施行。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军事力量的决定性作用。美国无可争议的实力为高度统一的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使世界经济从表面上看似乎主要通过和平手段运转。来自沙特阿拉伯、德国或印度的亿万富翁可以将资金投向海外，而不必担心他们的财产会被没收或贷款会被取消。这是因为美军充当了整个现代帝国主义体系的执行者。美国通过美元和对世界金融资本各主要中心和机构的控制，攫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份额，以换取保护全世界资本家私有财产权的服务。

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时至今日，世界经济的稳定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它在80个国家拥有至少750个军事基地；美国及其盟国控制着所有重要的海上咽喉要道：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中国的海上力量正在增长，但太平洋基本上仍是美国内湖，就像大西洋、印度洋和地中海一样。自1945年以来，美军已在海外干预了200多场冲突。单独来看，其中许多干预行动似乎没有什么经济或战略意义，但它们必须被视为美国力量的展显，其目的是维护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完全在美国帝国主义体系的关键机构内进行的。即使假设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要想成为新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必须与美国体系决裂，并通过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机构来确保其全球经济利益。纵观世界局势，中国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采取任何认真的步骤。事实上，中国在过去40年来是唯一没有进行过海外干预的重要军事大国（联合国维和人员不算）。

直到今天，中国在海外进行投资和贷款时，仍然首先依赖于美国的统治体制，而非自身的军事实力。没有这一基本特征，中国就不能被视为帝国主义强国。与此相反的论点无异于给帝国主义涂上和平主义的色彩：这意味着世界各国接受纯粹以商业为由的超级剥削，世界已经被大国以完全和平的方式重新瓜分。

那么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呢？它们也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这是否意味着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不，并非如此。德国和日本都曾试图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其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自战败以来，他们一直是美国体系中的重要伙伴。由于与美国的联盟，它们都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着特权地位。这一点与中国不同，尽管过去几十年来中国与美国进行了深度经济融合，但中国始终是局外人。

5)中国压迫了哪些国家？

如果没有对外国的压迫，显然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成立。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中国压迫了哪些国家？毫无疑问，中国政权压迫本国人民，中国压迫其境内的少数民族也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这就是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伊拉克和斯里兰卡也符合这一条件。大多数国家都压迫本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所有国家的统治都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但这并不能使它们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那你们又怎么解释‘一带一路’呢”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等组织高声质问道，“这难道不是帝国主义的剥削吗？”诚然，中国已在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投资数十亿美元，并让这些国家背负债务。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并不是从工人的利益出发进行这些投资的。它侵犯工会权利，贿赂官员，无视当地民情，支持各种反动政权。然而，问题不在于中国的行为是否仁慈，而在于一带一路等项目是否将中国变成了帝国主义霸主。也就是说，中国是否使用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它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国家？

让我们看看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典型代表,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曾因无力支付中国为其建设新港口所提供贷款的利息而将港口租给中国99年。但中国统治斯里兰卡了吗？不。2022年，当斯里兰卡无力偿还给外国债权人（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时，并不是中国出面规定了各种条件。一如既往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与债权人的关键谈判是在华盛顿而不是北京举行的。就连西方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斯里兰卡的债务危机并非中国贷款所致。

那么巴基斯坦呢？2017年，革命共产主义的国际趋势（Revolutionary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Tendency / RCIT）发表声明宣称：“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帝国主义殖民巴基斯坦的项目！”国际社会主义道路则声称巴基斯坦是中国帝国主义反美集团的一部分（“中国崛起”论已经过时，chinaworker.info，2024年4月24日）。任何对巴基斯坦有最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虽然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密切，但巴基斯坦的一切还是由美国做主。这一点在 2022 年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当时，美国与巴基斯坦军方精英合谋，将伊姆兰.汗总统赶下台并投入监狱。对此，中国采取了什么行动呢？什么都没有。

说到非洲，“中国帝国主义”的说法可能最为怪诞。西方列强压迫非洲几个世纪，使非洲大陆处于贫困和冲突状态。覆盖非洲大陆的是法国和美国的军事基地，而不是中国的前哨基地（中国唯一的外国基地在吉布提）。法国拥有十几个非洲国家的一半外汇储备，并控制这些国家的货币。与其他所有的地方一样，债务危机发生在美元和欧元支付上，而不是人民币支付上。

再次强调这并不是说中国在非洲扮演着仁慈的角色。远非如此。重点是，中国并没有通过胁迫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非洲的任何国家。利比亚、索马里、马里、尼日尔、乍得以及其他许多国家被摧毁的现状都不是中国造成的。在所有这些情况中，西方帝国主义都应负责。

这就引出了南海和东海问题。中国想把太平洋变成中国的内湖吗？我们认为不是。但即便如此，这也不能说明它是帝国主义。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的形势如何？自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来，美国一直是太平洋的霸主。只要看一下地图就会发现，中国完全被美帝盟国包围，其中大多数国家都欢迎美军驻扎在其领土上。菲律宾、韩国、印度尼西亚、台湾—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受到中国的压迫，全都被美帝国主义统治着。

这个局势的发展不是一个和平渐进的过程。它是在东京的火力轰炸、广岛和长崎的核爆大屠杀、朝鲜战争、对印尼共产党人的屠杀以及无数其他罪行中建立起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辩护者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集结狂热谴责，但中国侵略了谁？只要客观地看待事实，就会发现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帝国主义叫嚣不过是对美国统治现状的粗暴屈服。

至于台湾，它的情况相当特殊。台湾在历史上曾是中国的一部分。1949年革命后，它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避难所。从那时起，美帝就有意识地将台湾建设成为将中国再次置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桥头堡。如今，岛上大多数人确实不希望与中国重新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在那里只会承诺镇压和维持台湾资本主义秩序（一国两制）。但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台湾问题的冲突是关于美日帝国主义同盟对亚洲的统治。正是这种统治解释了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原因。台海战争将是一场完成1949年革命的战争，而不是一场中国的帝国主义征服战争。

6)政治含义

大肆宣扬中国和俄罗斯“帝国主义”只是为了掩盖以美帝领导下的一小撮大国压迫着整个地球的事实。中国和俄罗斯都没有压迫其边界或周边以外的国家。事实上，它们才是被西方帝国主义围困了几十年的国家。

东亚或东欧革命战略和无产阶级统一的起点必须是将美帝国主义驱逐出该地区。这是否意味着必须支持中国共产党或克里姆林宫？当然不是。他们的反动政策处处破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政府对乌克兰人和维吾尔人的压迫阻碍了工人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及其盟友。承认他们的民族权利将加强反抗压迫东亚、东欧和全世界的列强的斗争。

但是，如果俄罗斯或中国在对美战争中取得胜利，不就意味着它们将取代美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吗？这完全取决于取得胜利的具体情况。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正是为确保美帝国主义秩序在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国际主义条件下崩溃而奋斗。而要塑造这场斗争，就必须积极参与其中的每一个阶段。美国才是当今压迫世界的强权，如果因为担心明天另一个强权可能会成为新的压迫者而不为打倒美帝国主义而斗争，那将是最严重的罪行。

归根结底，谴责“中国帝国主义”只是拒绝反对美帝及其盟国统治的一张薄薄的遮羞布。这一立场在左翼的力量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在与西方结盟的国家中，保卫中国免遭帝国主义的侵害是不可能被工会官僚机构或自由主义圈子视为值得尊敬的行为。虽然将美国和中国相提并论可能听起来很激进，但事实是，前者自1945年以来就主宰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而后者在其国界之外并不主宰世界的任何部分。当然，你也不能一边干革命，一边又捍卫中共的政策。但通过扬起“中国帝国主义”这个恶魔来拒绝反对美帝霸权的斗争，则是粗暴的社会沙文主义。

第二部分：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

1）马克思主义与国家

在讨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工人国家时，必须确定基本的方法论。如同他们证明中国是帝国主义时一样 ，大多数左派在问题开始的地方就结束了。对于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 ”的阵营来说，只要指出亿万富翁和跨国公司的数量就能解决问题。而反方则认为，国家对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足以证明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再次，这个问题不能从个别的特征来理解，而必须放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看待。

资本家数量的激增和工业高度的国有化都是理解中国的关键，但它们本身并不能证明什么。正如托洛茨基在《苏联与第四国际（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托洛茨基：苏联与第四国际 1933 年 10 月）中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第一年并没有将工业国有化，工业仍在工人控制下的私人手中。1921 年，布尔什维克通过新经济政策在农业中重新引入了市场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回归。此外，资产阶级本身也可以在应对某些危机时将大片工业国有化（例如 20 世纪 70 年代的葡萄牙）。这些例子只能说明，财产形式作为一个孤立的因素不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阶级性质。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本身，即武装部队和官僚机构。它们捍卫的是哪个阶级的专政？尽管国家的政治形式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民主主义、波拿巴主义、法西斯等），但它始终代表着一个特定阶级的统治。列宁在总结恩格斯的话时解释道：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

列宁坚持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永远不会理解“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不可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时至今日，情况依然如此。关于中国阶级性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前景的每一个错误，都是建立在否定列宁概述的这些基本国家概念的基础之上的。

在这个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始于中共本身。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1940 年）中提出的自己的概念即：中国的 “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其中应该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事实证明，这完全是一种幻想。当毛泽东的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军队后，就不存在“联合专政”了。绝大多数资产阶级逃往台湾，没有逃往台湾的则被没收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与其对立面和解，这清楚的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然而，邓小平 “改革开放 ”的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幻想，而且中共仍然坚持这种幻想。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都建立在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的神话之上。这种幻想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致命威胁。

以不同的方式，声称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各路社会主义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不是像中共那样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共存，而是认为中国从 1949 年后的工人国家逐步无缝过渡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一过渡时期没有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被新的国家结构瓦解和取代的严重危机。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同一个国家机器、同一个官僚机构和同一个政权可以维护两个对立阶级的专政。这只是试图抹杀国家存在本身所体现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的另一种方式。托洛茨基在回答与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有关的这些论点时解释道：

“马克思关于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的灾变性质的论点，不仅适用于历史飞速前进的革命时期，并且也适用于社会倒退的反革命时期。说苏联政府已经从无产阶级性质逐渐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人，可以说只是把改良主义的胶卷倒转来放映罢了。”

要确定中国的阶级性质，关键的标准不是市场关系或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程度，尽管这些无疑是重要因素。相反，关键在于国家机器的性质和功能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那些证明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要么认为托洛茨基错了，一个国家确实有可能逐渐改变其阶级性质；要么就必须解释中国的反革命是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

2) 东欧和苏联的反革命

托洛茨基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理论论证与今日现实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系列清晰的反革命的历史实例。欧洲的前工人国家和前苏联地区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点毋庸置疑。波兰、民主德国（东德）、南斯拉夫和苏联本身的过程各不相同，但其中的每一个例子都清楚的证实了 “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的灾变性质的论点。”

我们无需详述反革命是如何在每一个事例中取得胜利的，但可以从中找出几个共同的基本特征。在每一个案例中，严重的政治危机都导致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垮台。虽然在某些国家，前斯大林主义者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持显赫的甚至领导地位，但前共产党都没能继续掌权。此外，在所有案例中，国家结构都进行了彻底重组。在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和苏联，国家机器被解体或清算。但即使情况并非如此，国家也重组了武装力量，改变了名称、宪法和法律制度。

欧洲不再有红军或人民军。国旗上再也没有锤子和镰刀（德涅斯特河左岸共和国不算）也没有社会主义或人民共和国。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些名称和标志毫无意义。但这是错误的。作为一支征服大军，资本主义带来了它的旗帜、符号、价值观和语言。这些变化表达了国家权力的决定性断裂。它们代表着资本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决定性胜利。

让我们看看问题的经济面。在反革命爆发之前，东方集团的许多国家采取经济自由化措施已有多年时间。然而，向资本主义的回归并不是渐进式的经济转型，而是以灾难性冲击的形式出现的。旧的经济模式突然崩溃，新的模式被引入，通常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进行的。其直接后果是去工业化、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

根据世界银行 1998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收入、不平等和贫困》，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国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按实际价值计算至少下降了四分之一。在大多数情况下，国有企业被清算并低价出售。白俄罗斯是证明规则的例外，那里的国有企业没有被清算，但经济冲击同样残酷，人均 GDP 萎缩了 34%。

资本主义复辟造成的社会后果是巨大的。大多数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都缩短了。俄罗斯的死亡率上升幅度超过了任何工业化国家和平时期的水平。南斯拉夫在内战中解体。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贫困率急剧上升。世界银行关于这些国家（不包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 “据估计，1989 年每天生活费不足 4 美元（按国际价格计算）的人数为 1 400 万（在约为 3.6 亿的总人口中），而现在估计有超过1.4 亿人生活在同一贫困线以下”。

结论显而易见：各处的反革命都是一个残酷的过程。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层面，从工人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都是突然的，代表着与过去的明显决裂。

3) 中国的改革开放

东欧和苏联的反革命与中国的 “改革开放 ”相比如何？如果只关注一些孤立的因素，如私有化的数量和市场关系的扩散，就有可能认为两者的相似之处。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从全局来观察，那么两者显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在政治层面，两者的差异最为明显。80 年代末，欧洲和中亚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政治动荡，中国也未能幸免。然而，这场动荡的结果却恰恰相反。1989 年天安门抗议活动引发的学生和工人广泛起义使中共政权陷入危机。但与民主德国、波兰和苏联的斯大林官僚体制不同，中共没有崩溃，而是在血腥的镇压浪潮中粉碎了这场运动。其结果是，中共加强了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天安门事件的结果是政治的延续 ，而不是断裂。

如今，所有重要的国家机构在运作和外观上都没有根本改变。中国仍然由共产党统治，武装力量仍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继承自毛泽东的农民军。人民共和国依然存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然（在官方上）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有威望的职位依然是共产党总书记。没有人质疑这些事实—只是那些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认为它们无关紧要。

那么经济和社会领域呢？托洛茨基曾预言，苏联持续的官僚统治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将导致 “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停滞，导致可怕的社会危机和整个社会的急剧下降”《苏联与第四国际（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我们已经看到这正是在东欧和苏联发生的的情况。然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在20 世纪 90 年代，生产力得到了历史上最惊人的发展，贫困率空前下降，社会经济指标普遍改善。

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市场自由化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大量工人阶级在新兴资本主义企业和外资企业中面临恶劣的工作条件，因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而遭受巨大苦难。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并没有经历反革命国家所经历的那种毁灭性冲击。改革的过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它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并保持了社会的整体结构。

事实上，“改革开放 ”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恢复资本主义，而在于为中共创造经济条件，以避免与其他斯大林主义政权相同的命运。许多人认为 1992 年的南巡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转折点，我们不妨引用邓小平南巡时的话，看看官僚机构本身是如何阐述这一转变的：

“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邓小平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他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承诺。而是，这些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表明了对延续性的明确渴望。这不是叶利钦要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言论，而是右翼斯大林主义改革者（如布哈林或戈尔巴乔夫）的言论。

那怎么解释中国的不平等现象呢 ？难道它们没有像俄罗斯和其他前工人国家那样爆发吗？不平等现象确实非常严重，这表明了中共政策的反动本质。然而，我们只需看看毛泽东时代饿死的数千万人，就会发现这并不新鲜。再次强调，重要的是要比简单的统计数据看得更深。

在俄罗斯，在社会普遍衰落的背景下，不平等现象激增，亿万富翁涌现。在中国，这一过程发生在社会全面进步的背景下。在前一种情况下，一个腐烂的社会被外国资本和寡头掠夺。而后一种情况是，资本家和官僚在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占有不成比例的财富。在这两种情况下，基尼系数都会上升，但这是通过根本不同的社会进程发生的——一方是反革命，另一方是基于外国资本与国家经济控制融合的高速增长。

4）改良主义电影的倒放版

面对中国的国家和政权基本保持不变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支持者要么无视这一问题，要么从理论上“解释”这一问题。让我们来看两个至少试图解决这一问题的例子。

战斗倾向的政治传统

战斗倾向（Militant tendency）以主张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社会主义者的议会多数以和平夺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权来实现而著称。它的各种后继者也是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观点的最有力支持者，这并非巧合。

在东欧的斯大林主义崩溃之前，工人国际委员会（CWI）以特德-格兰特（Ted Grant）的理论为基础，将其改良主义的纲领扩展到了畸形的工人国家。工人国际委员会国际执行委员会 1992 年的一份文件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 “奇特的混合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反革命政府在工人国家遗留下来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总是能够应用固定的社会类别：资本主义国家或工人国家”（《斯大林主义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Stalinism）》）。列宁的“阶级对立的不可调和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漏洞百出“混合国家。”

这种修正主义理论的具体结果是，CWI 积极参与了叶利钦为搞垮苏联而设置的路障。在否认反革命的发生对于资本主义复辟是必要的同时，他们最终参与了反革命。毕竟，如果俄罗斯在 1991 年之前就不再是一个工人国家，那么就没有什么可捍卫的了。苏联毁灭的灾难性后果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观点的彻底破产及其所代表的历史性的背叛。

CWI及其后继者非但没有从这一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将同样的方法延伸到了今天的中国。在小册子《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吗》(2000年5月）中，国际社会主义道路的劳伦斯·科茨（Laurence Coates）使用了 “混合国家 ”的概念来论证中国逐渐向资本主义过渡：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1991-92 年，中国是一个混合体。从一种制度到另一种制度的转变尚未完成—在这一时期，有两条道路或视角是可能的。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主要原因是国际事件—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尽管天安门广场运动的镇压及其对意识的影响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天安门事件的结果是政治延续，而不是断裂 。至于国际背景，这一点当然至关重要。但一个国家的性质不会因为另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而改变。俄国内战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事件决定的，但当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国家的性质已经改变。科茨恰恰抹去了这些决定性的转折点。与其说国家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利益的证明，不如说我们发现了国家形式的滑动尺度，可以从一个阶段逐渐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整个政权和国家结构保持不变，没有发生决定性的阶级利益冲突。这不过是将战斗倾向的旧议会改良主义应用到了中国。

RCIT

革命共产主义的国际倾向来自不同的政治传统，至少对政治权力问题进行一些思考。根据他们的观点，“当斯大林主义官僚工人政府被资产阶级复辟政府取代或转变为资产阶级复辟政府，”而资产阶级复辟政府“在言行上都坚定地决心重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时，资本主义反革命就发生了（《古巴革命被出卖了？》， 2013）。

我们已经看到，习近平和邓小平都从未 “下定决心 ”重建资本主义。但更重要的是，RCIT 声称 “斯大林官僚工人政府 ”可以转变为 “资产阶级复辟政府”，这怎么可能呢？对于 RCIT 来说，原因是他们认为在畸形的工人国家中，国家镇压的工具实际上已经是资产阶级性的了。他们认为：

“虽然托洛茨基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预计工人阶级反对斯大林官僚机构的革命要比可能出现的推翻无产阶级财产关系的资本主义复辟更加猛烈。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官僚’国家机器（即警察、常备军、官僚机构）不是无产阶级的工具，而是小资产阶级斯大林官僚机构的工具，它更接近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黑体部分由作者标明）

虽然斯大林官僚机构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是正确的，但说它指挥的国家机器 “不是无产阶级工具 ”是绝对错误的。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等于否定了工人国家的定义。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解释道：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也竭力促使有觉悟的工人去注意被流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的东西，被根深蒂固的甚至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能够不是这样吗？”（黑体部分由作者标明）

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政权的主要强力工具 ”是 “常备军和警察”，这与其他任何阶级专政——奴隶制、封建制或资本主义专政——一样。在官僚畸形的工人国家中，这些 “武装人员机构 ”被官僚集团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但它们仍然是工人国家的机关。

在中国，解放军自内战时期起就被用来镇压左翼异议人士——1989 年的事实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解放军摧毁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军那时是小资产阶级的机关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是小资产阶级国家吗？不，自 1949 年以来，解放军一直是无产阶级政权反对内外反革命的重要机关。正是因为有了解放军，台湾的中国资产阶级才始终无法重回大陆。

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在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中，官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亲资本主义官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尽管前者可以利用工会机器镇压基层员工的不满情绪，并且 “更接近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但工会本身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机构，其存在本身就是抵御资本家的屏障。一个工会官僚要想完全成为资本家的无异议的代表，他就必须与工会决裂。同样，如果不切断与革命国家机关的联系，斯大林主义政府就不可能成为 “资本主义政府”。

苏联正是在 1991 年断绝了这种联系。叶利钦摧毁了工人国家，同时也摧毁了官僚机构的权力来源—以及作为统治阶层的官僚机构本身。在中国，官僚集团有意识地避开了这条道路，并通过牢牢控制国家镇压机关来维持自己作为一个统一集团的地位。RCIT 国家 “理论 ”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消除这两个案例之间的质的区别。按照他们的说法，你可以无缝地从一个阶级专政过渡到另一个阶级专政——斯大林官僚机构依然完好无损——因为警察和军队充其量始终是小资产阶级的机关。这不仅是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否定，也是对列宁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的否定。

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RCIT 不仅宣称中国和越南是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宣称古巴和朝鲜也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消除资本主义复辟中反革命的必要性，他们发现资本主义无处不在，甚至在那些经济和政权显然是基于典型的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也是如此。

5) 谁统治中国？

毫无疑问，重申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基本原理并不能说服我们的批评者。他们会回答说，这些理论观点与事实相矛盾。毕竟，中国有 814 位亿万富翁和许多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公司，甚至其国有企业也是按照市场原则运作的。

这些当然都是重要的事实，但要正确理解这些事实，就必须正确认识指导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人类已经掌握了飞行技术，但这并不能否定万有引力定律。事实上，只有理解了万有引力定律，才有可能解释飞机是如何升空的。中国是一个拥有资本家的畸形工人国家。这是一个极度矛盾的发展过程，但它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失效。相反，只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才能正确理解经验证据，回答谁真正统治中国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阶级性质渐变理论的价值。但大多数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并不关注理论问题，而更关注对经验事实的印象主义解释。例如，在最近一场针对两名中共社会主义捍卫者的论战中，RCI 声称：

“很明显，国家并没有‘主宰’经济，尽管与西方竞争对手的经济相比，它确实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但这里的问题是，即使银行‘主要对政府而不是私人股东负责’，银行和政府在市场需要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市场并非‘为社会主义服务’。”

为了支持这一立场，RCI 指出，中共在 2008 年大金融危机后采取的经济措施助长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失衡。这是事实，但这虽然说明了中共的政策是错误的，但并不能证明中共被市场所统治，用 RCI的话来说，就是 “失去了对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控制”。事实上，2008 年的证明恰恰相反。在《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2012 年）一书中，理查德·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解释道：

“党的权力在 2008 年底和 2009 年初展现得淋漓尽致……中央银行、银行监管机构甚至银行本身都建议在制定危机应对措施时谨慎行事。在过去的十年中，三方都在为建立一个可靠的商业银行体系而努力奋斗。然而，在面临经济急剧放缓的深渊时，政治局下达了打开资金阀门的命令。一旦命令下达，各银行别无选择，只能争先恐后放贷……家庭消费者和私营企业获得的贷款仅占 15%，而 2007 年的峰值达到三分之一。大部分贷款流向了国有企业。”

作者继续解释说，中国银行的行为方式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在西方国家，尽管政府在这一时期有效控制了银行，但却没有办法迫使银行放贷。从根本上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不同反应。在市场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出面拯救金融体系，确保其盈利性和稳定性。而在中国，中共控制着经济，国家的干预是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在此过程中，国家的行为违背了银行花费十年时间建立的盈利原则。

RCI 没有提到这一点。他们观察到 2008 年后投机泡沫的存在，并得出结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共 “失去了……控制”。但是，让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个问题。中共是如何应对这一投机泡沫的呢？2020 年，它出台了 “三条红线 ”规定，专门用于刺破房地产泡沫。这导致房地产巨头恒大破产，整个行业进入萧条。中共行动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毁灭性的，尤其是对中国公民而言，他们永远也无法得到自己花钱买的房子。这个例子表明，中共以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方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但这当然不能说明中共在市场面前无能为力。

这些行动再次表明了中共与美国政府的区别。在第一个例子中，国家自己刺破了投机泡沫，以避免可能导致政治动荡的急剧危机。在美国的案例中，政府尽其所能让房地产泡沫持续尽可能长的时间，今天它又在股市上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如果不了解每个国家都根据根本不同的法律行事，就不可能正确理解这些事实。

理解中国经济的部分困难在于，中共数十年来一直在努力为其披上市场经济的外衣，以吸引外资并压制本国劳动力。它将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让它们拥有 “独立 ”的董事会，让私人资本家发展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等等。但在这种自由化的背后，中共对公营和私营企业都实行了铁腕控制。有鉴于此，只关注公司在形式上是私营还是公营是一种误导。底线是它们都必须符合中共的政治要求。中央组织部等机构确保了这种政治控制，几乎所有重要职位都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马利德作了如下比较：

“这就好比说假设在美国有一个类似的部门，一个类似的部门 将监督整个美国内阁、各州州长及其副手、各大城市市长、所有联邦监管机构负责人、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沃尔玛和其余约 50 家美国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任命、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电视网络和有线电视台的老板，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其他重点大学的校长，以及布鲁金斯学会和传统基金会等智囊团的负责人。 ”

中共的控制并非受利益驱动的支配。事实上，这与其最基本的原则直接冲突。例如，2004 年，中组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决定对中国三大电信公司的高层进行交换，而这三家公司是相互竞争的，并应该遵循西方股票市场的规则。在相互竞争的公司之间轮换高管违反了最基本的资本主义竞争法则。这就好比美国政府决定让扎克伯格负责特斯拉，让马斯克负责Meta。中共这样做是为了遏制价格战，维护自己的权威。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会发生这种事情？这真的是市场在向国家发号施令吗？

尽管有各种统计数字表明中国普遍存在资本主义关系，但基本事实是，资本家阶级并不掌握国家权力，一切由中共说了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的巨大发展是中共在过去几十年中与资本家结盟合作的产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的利益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相同，也不意味着中共的政策主要以资本家的利益为指导。恰恰相反。共产党的官僚机构继续处于中间地位，在（国内外）资本和工人阶级的压力之间游走。因此，它必须利用国家机器来对抗这两极的压力，以维持自己的地位。

6) 波拿巴主义

一般的论点是，无论中共对中国的资本家施加何种胁迫，这与任何其他波拿巴主义政权的胁迫并没有什么不同。2017 年，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扣押了数百名沙特资本家（大多是其亲属），并向他们勒索数十亿美元。2003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使他的竞争对手、时任俄罗斯首富的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因欺诈和挪用公款而被关押在西伯利亚。这些案例与中共经常性地让资本家失踪，或上述一些例子有何不同？要了解它们有何不同，有必要具体研究一下每个政权及其与国内资本家阶级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是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一直依靠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来维持自己作为中东反动堡垒的地位。在沙特，王室基本上也是资本阶级。著名的2017 年事件就是一场不亚于从中世纪移植到现代世界的王朝恩怨。MBS敲诈自己家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王朝主张，这是沙特资本家阶级封建性所衍生出的 “正常 ”功能。在俄罗斯，普京是在黑帮寡头之间无政府的暴力争斗中上台的。普京政府的波拿巴主义特征反映了俄罗斯在反革命后需要一个能够控制紧张局势的仲裁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对某些越轨的寡头个人行使权力。

在这两种情况下，波拿巴主义的镇压措施都起到了维护资本主义政权稳定的作用。在中国，政权的波拿巴主义特征则截然不同。1949 年后，中共的权力建立在对工人国家的官僚控制之上，工人国家粉碎了资本家阶级。中共反对革命国际主义纲领。它发现自己不断地被夹在经济的落后性，工农的经济与政治诉求以及世界帝国主义的敌对压力的挤压。90 年代，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全面崩溃，中共选择了更有力地向风向靠拢，也就是与资本家合作。全球和国内环境变了，但政权本身没有变。

从根本上说，中共的波拿巴主义还是来自于同样的阶级力量。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不同，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不是政权的基础，而是对手。即使许多资本家进入了中共或与高层官僚有关系，情况仍然不会有根本的变化。阶级对立不能通过婚姻和封衔来缓和，这是法国贵族的惨痛教训。

尽管他们的政权都具有波拿巴主义的特点，但无论是穆罕默德-班加西王朝、普京还是习近平，都无法超越其权力所依靠的社会利益：沙特君主制是王朝利益，普京是寡头利益，习近平是官僚利益。就前两者而言，统治阶层的权力依赖于资本家阶级。攻击资本家的根本利益将违背政权的本质。中共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足够的外部和内部压力下，它可以剥夺资本家阶级。当然，这会造成巨大的动荡，这不是中共想要的。但我们不要忘记，它以前也这样做过，而且1949 年之前毛泽东也不想清算资本家。

从资本家对这三个政权的行为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们不同的阶级基础。尽管MBS实行暴政，但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还是像飞蛾扑火一样涌向沙特阿拉伯。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和西方的制裁导致大量富豪离开。然而，作为一个整体，寡头们团结在政权周围。自 2022 年以来，亿万富翁已将至少 500 亿美元的海外资产汇回俄罗斯。这是因为面对西方的敌意，俄罗斯政权是一个可靠的支柱。

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资本家对中国政权的恐惧远甚于对西方的恐惧。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成群结队地移民西方。尽管中国政权严格限制资本家移民，但每年中国都是资本家出逃国家的榜首。根据 Henley & Partners 咨询公司的数据，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离开中国的高净值人士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到 2024 年为止已达到创纪录的 1.52 万人。在《毛泽东与市场（Mao and Markets）》（2022 年）一书中，克里斯托弗.马奎斯和乔坤元声称，“超过四分之一的中国企业家在致富后离开了中国，有报告显示，剩下的企业家中几乎有一半正在考虑也这样做”。如果中共从根本上致力于维护中国资本家的利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其他独裁国家的资本家不会如此惧怕他们的政府？

7) 产权

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 “托派 ”使用的最终论据是，官僚机构已经把自己变成了资本主义阶级。他们引用了《被背叛的革命》（1936 年）中的一段话，得意地指出托洛茨基曾说过：

“特权若不能传给自己的儿孙，那只有一半价值。而遗产权又是与财产权不可分离的。所以仅仅做一个托拉斯的经理还是不够的，必须做一个股票持有者才行。如果官僚在这紧要的方面得到了胜利，那就是表示他们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了”（第九章，“苏联国内社会关系”）。

由于中共官员及其亲属拥有股权，我们的批评者得出结论说，官僚阶层已经转变为资本家阶级。虽然表面上看似如此，但这些财产权的实际意义并不那么简单。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 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在 1936 年 1 月 1 日的一封信中，托洛茨基谈到了区分 “真正的财产形式与假定的财产形式，即与法律上的虚构”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在形式上尊重私有财产，但正如中国的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个问题在进一步考察后变得更加模糊。

首先，宪法还规定 “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如何与捍卫私有财产相容，我们将留给斯大林主义学者去研究。但对于任何有自尊心的资本家来说，“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及私人不可能在城市或农村拥有任何土地等说法同样令人扬起眉毛。如果这就是资本主义，那肯定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资本主义。

但是，让我们遵循托洛茨基的告诫，超越正式的法律条文。私有产权的一个基本标准是能够自由处置自己拥有的财产。这就是财产私有的整个本质。问题是，中国的资本家能控制自己的资产吗？是的……但前提是他们的使用方式必须符合中共的意愿。

个别资本家拥有公司股份（包括国有公司的股份），但他们并不拥有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我们已经看到中共是如何有效监督高层CEO的任命的。但党的控制还不止于此。中共直接或间接地介入，以表明纸面上的私有财产并非完全私有，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中国效仿西方，用股票期权奖励国有企业的高级CEO。但是，当这些CEO决定出售这些股票时，他们被告知不应该这样做。他们拥有公司的方式就像你拥有一小片热带雨林——你可以把证书挂在墙上，但也仅此而已。

最有名的例子当然是蚂蚁金服集团老板马云批评中共后，中共停止了蚂蚁金服集团的公开募股。蚂蚁金服的母公司损失数十亿美元，马云也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多年。丑闻发生后，蚂蚁金服集团进行了 “重组”，马云的控股权从 53.46% 降至 6.2%。他的律师肯定忘了坚持强调私有财产在中国是不可侵犯的！

而这种财产关系的突然变化无独有偶 ：2004 年，海尔高管曾试图增持公司股份。此事引发丑闻后，政府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宣布海尔不再是私营企业，而是国有企业。海尔顷刻间被收归国有，然后在多年的争议之后，又突然被变回了私营企业。

中国私有财产的 “灵活性 ”在危机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共能够以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方式和规模调集资源。疫情肆虐各地，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但资本主义国家无论采取多么严厉的措施，都受到财产私有性质的限制。它们只能以非常有限的方式引导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相比之下，中国可以动员全社会实现政府决定的目标。这本身并不是因为中国有一个专制政府——在疫情期间，所有政府都是专制的——而是因为它可以无视私人资本家的利益，按照计划运作。

毫无疑问，中国目前的情况与苏联不同。中国确实存在一个拥有私有财产的资本家阶级。然而，这种私有制的现实是高度矛盾的。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完全确保他们的主张。他们没有完全的经济或政治控制权，因为国家的武装力量并不效忠于他们，而是效忠于中共官僚集团。资本家阶级要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专政，就必须改变这一现实——必须摧毁中共的政权。

8) 反革命还是政治革命？

如果中国发生反革命，会是什么样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的例子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内战将是一个明显的可能性。总体而言，资本家将肆无忌惮地控制经济，国有企业将在更加全面的私有化。政府将失去对银行业的控制，资本流动将自由化，使中国市场更加依赖帝国主义金融。毫无疑问，数百万人将在经济重组计划中失去工作。这一次，不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而是在社会解体的背景下。中国和台湾也极有可能在反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重新统一，而这正是国民党的战略目标。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事态发展会带来民主权利或公民自由的改善。

中国反革命的国际影响同样是灾难性的。就像苏联解体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灭亡将巩固美国及其盟国的地位，使他们能够再次肆无忌惮地在全世界施展其武力。此外，资本主义复辟对生产力的大规模破坏将降低全球的生活水平。

声称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当今中国有任何值得捍卫的东西，从而积极地致力于这些灾难性的结果。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走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左派所走过的背叛之路。从波兰到民主德国再到苏联，左派为反革命欢呼雀跃。如今，他们没有吸取任何教训，对中国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支持香港民主抗议等明确的亲帝国主义运动。这些组织非但没有让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摆脱自由民主的幻想，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革命者，反而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反革命潮流。

幸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尚未注定。决定性因素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行动。但要战胜反革命，工人阶级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政治任务。首先，这意味着只有通过革命推翻中共，才能确保 1949 年革命的成果。这将是一场政治革命。与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不同，国家机器并不需要被完全打碎，而是需要从头到脚进行清洗，并将其置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控制之下。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堕落程度和资本主义的广泛影响，政治革命将是一场彻底的、令人震惊的变革。一项中心任务将是没收资本主义工业。毫无疑问，资本家将进行反抗。然而，他们的行动将受制，因为国家权力不在他们手中。

天安门事件表明，在无产阶级的推动下，国家机器本身开始动摇，包括最高指挥官在内的一整个军的解放军部队（比如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拒绝执行命令。在强烈的社会冲突面前，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悬而未决，开始瓦解。无论是在中国、民主德国还是匈牙利，各种政治革命的爆发都表明，在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中，工人阶级的起义确实有可能将大部分国家机器拉到自己一边。在中国，这种结果将会使没收资本家的资产变成简单的行政事务。这种国家机器中的分裂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不可能的，也是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一个关键因素。

结论

我们已经说明了中国既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尽管如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显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结合国家控制和资本主义，中国得以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资产阶级理论家将此解释为美国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胜利。中共的支持者则将其解释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胜利。至于那些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 “马克思主义者” 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惊人成就被淡化或否认，但无法解释。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来分析中国，有必要从二战后和冷战结束后非常不寻常的条件出发。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面对的情况并不是主要帝国主义由于一个大国的压倒性统治而联合起来，更何况他们所处的世界更不是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仅仅引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观点是不够的，必须将他们的分析和纲领延伸到这种独特的现实中去。归根结底，正是后苏联时代的独特性诠释了当前世界局势和中国发展的独特性。

中国的巨大发展既不是帝国主义的胜利，也不是斯大林主义的胜利，而是特定和独特条件下的产物。1989 年粉碎天安门运动一度关闭了政治革命和反革命的大门。因此，中国在 90 年代初作为一个工人国家完好无损地保留，并面临着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表面上看，中共似乎通过与魔鬼的交易取得了胜利。但高增长和与资本主义共存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政权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处于低谷。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对中国的冲突，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尽管中共竭力抹杀阶级斗争，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终将会再次在政治舞台的最前沿爆发。到那时，我们将看到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对工人国家的腐化有多深。

能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反革命中拯救出来，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所跟随的政治领导层。如果让亲资本主义势力占据领导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定要亡国。如果对斯大林主义（无论其形式如何）安抚，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将灭亡。通往胜利的唯一道路就是第四国际的道路：无情地反对帝国主义，捍卫1949年革命的社会成果，推翻斯大林官僚集团，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国际工人阶级联盟。正如中国的独特发展是国际阶级斗争的产物一样，中国未来的命运也将取决于与全世界工人的团结。以上就是我们手头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