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帝国主义收紧全球绞索

前言

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行为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他上任的几个月内的表现，证实了我们正处于一段动乱的全球格局变化时期。然而局势变化之快，却与左翼阵营乃至整个政治评论界的迷茫可以相比。一方面，人们开始认清他们过去不理解的事实。如今，在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群体中，探讨“自由主义的危机与失败”已成了普遍现象。另一方面，恐慌和歇斯底里盛行。许多人在听完J.D.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后，认为美国正在抛弃欧洲甚至认为这是“西方的终结”。还有一些人认为特朗普正在向俄罗斯投降，或认为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并在想方设法讨好他的同类。剩下的人则认为他是精神失常了。而在这些观点的另一极端，一些人幻想特朗普和埃隆·马斯克是政治天才，认为他们将清洗影子政府，使美国迎来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为了理解这些事情，我们必须把自由主义的狂热放在一边，看看日常事件背后的实际趋势。美国不会放弃欧洲，因为它在欧洲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超过10万的军队。特朗普也没有向普京屈服。他只是让美国的政策与乌克兰战场上的现实保持一致，以便将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显然，这并不是西方的终结。而是自由主义的西方正奄奄一息。

世界格局变化的长期趋势，体现为美国的相对衰落。80年以来，美国已经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力量，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了整个世界的霸权。但是美国的霸权也买埋下了自我衰落的种子。美国曾经的强大工业被大量转移到了全球南方国家。美国的军队过度扩张。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大幅度增长——尤其是中国。然而，美国依然是世界大国，掌控了世界储蓄货币和金融系统，和这同时发生的情况是：美国的军队依旧是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仍然是全球安全的主要保障。美国的霸权地位与其日益衰落的经济实力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突破点。这就是世界形势动荡的原因。

特朗普的行为绝非疯狂之举，而是代表了美帝国主义战略的根本性转向，其行为的目的在于重振霸权地位、逆转（或至少延缓）其衰落进程。为实现这一目标，也为了准备战争和加紧压榨盟友及新殖民地国家，特朗普政府正尝试让美国重新工业化。新政府正在彻底抛弃主导美国数十年的自由主义理念与制度架构。这些曾支撑美国霸权的理念，如今反而变成巩固其地位的桎梏。无论是贸易战、对俄谈判，还是针对"内部敌人"的激烈演说，其本质上都是美国试图用自己的政治和贸易制度来构建自己的阵营。通过统一贸易与外交阵线，来围堵、孤立并最终扼杀其主要经济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普遍观点——尤其是左翼的观点——截然相反的是，当前世界动荡的根源并非中国或俄罗斯的所谓"帝国主义"崛起。中国确实经历了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但这一发展始终处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框架之内。随着美国开始孤立中国，北京的中共官僚集团却幻想维持原有的全球体系——只是剔除美国的支配地位，这完全是一种妄想。就俄罗斯而言，尽管其军事实力强大，但经济上与美国相比规模微不足道。驱使寡头们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并非扩张性的俄罗斯资本主义，而是对美国过度延伸至俄罗斯边境这一事实的回应。

尽管西方媒体不断重复一些陈词滥调，但世界依然很大程度上属于一个美国帝国。中国、俄罗斯、金砖国家联盟不仅没有在争夺世界的主导权，也没有建立替代美国主导的体系。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使自己免于美国侵略性的压力。然而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而言，即使如此温和的举动也构成了对其霸权的根本性——甚至是生存性的威胁，使得美国必须应对。

美国重申其霸权地位的做法正在引发重大经济和政治危机。美国的计划面临诸多阻碍，其统治阶级的目的和野心与实际执行能力之间存在差距。新政府已经在对抗其他国家的不满。在国内，虽然目前还没有形成对特朗普构成实质威胁的力量，但反对声浪必将增长。特朗普的残酷政策迟早会遭遇国内外工人阶级的抵抗。

欧洲和加拿大的统治者们正发出大量抵制美国命令的噪音。然而，它们对美国存在依赖性，短期内除了跟上美国的步伐以外别无选择。经济危机与美国压力的合力作用，很可能进一步加速右转趋势，促使欧洲和加拿大的自由派政客下台。事实上，短期内最有可能从经济衰退中获益的正是右翼政党，这些势力在整个西方世界都呈上升趋势。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必将是一个动荡的过程，因为自由派正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地抓住权力不放。

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新殖民地世界中，局势的发展将呈现不同的动态。这些国家大多早已被帝国主义压得喘不过气。美国收紧的绞索将带来灭顶之灾，因为这些国家早已被榨干最后一滴油水，数亿民众深陷赤贫深渊。这种境况必将激发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反抗美国统治、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掠夺的强烈意愿。近年来，我们已目睹此类抗争浪潮的涌现。

就中国而言，动荡的根源在短期内并非资源匮乏，而是其体制的内在矛盾。共产党作为一个官僚特权阶层，正试图调和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其发展模式完全依托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如今美国正变本加厉地孤立围堵中国。中共高层将承受双重压力：一是来自利润急剧缩水的资本家阶层，二是来自与生存条件不断被挤压的庞大工人阶级。以遏制这些矛盾力量，这个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将不得不进行愈发艰难的平衡术——行业补贴、左翼口号投机、甚至强化镇压手段。但这些都无法无限期拖延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终极抉择：要么走向资本主义复辟，要么爆发工人阶级政治革命。

在这个帝国主义加紧进攻、军备竞赛升级、危机四伏的历史关头，核心问题在于：美帝国主义究竟会被击败，还是将继续把世界拖入反动、贫困与战争的深渊？对这个时代的共产主义者而言，根本任务在于锻造能够团结工农、领导反美霸权斗争走向胜利的革命先锋队。而如果将希望寄托于中国斯大林主义者、俄罗斯寡头、各类民族主义者或社会民主派，终将招致毁灭性后果。因为他们既无意推翻美国霸权，又坚决反对工人阶级革命，注定无法开展彻底进步的反帝斗争。全世界被压迫者唯有在重铸的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才能赢得真正的解放。

本文旨在为革命者指明未来时期的行动方向。当前各地革命力量普遍薄弱、信誉受损且方向混乱，这一指导显得尤为迫切。我们期待本文能为扭转这一困局贡献力量。

第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渐进主义

从政治政策的角度上看，不管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工会官僚，金砖国家联盟的倡导者，还是来自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和数不胜数的所谓的“革命者”都拥有着一个相同的特点：他们都秉持一种渐进主义和和平主义的历史观并试图使用它处理现代国际关系。这使得他们在面对特朗普新一轮攻势时束手无策。

对自由派来说，这就是指一种观念：社会进步和民主会随着历史的推进而逐步发展。同理，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改良主义工会领袖们认为工人组织的发展会逐步地推动进步，甚至实现社会主义。而金砖国家联盟的支持者则将中国、俄罗斯和全球南方的渐进式发展，视为向更公平的、“多极化”的新世界秩序的线性迈进。无论何处，我们都能看到同一种倾向：宏大的历史趋势被简化为逐渐的、递增的发展，仿佛进步是零碎且缓慢地实现的。

遗憾的是，世界并非像他们想的那样运作。历史不断证明，渐进的发展最终通向的是暴力且突如其来的震荡。资本主义在封建制度内逐步发展，随后通过革命和战争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金融投机的积累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工人遭受剥削的程度日益加深，最终引发罢工。量变最终转化为质变，这一过程从来都不是温和的，而是通过突如其来的震荡完成的。社会变革的推动力正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而这种斗争必然会走向暴力对抗。

许多左翼人士之所以沉迷于“渐进主义”观念，是因为过去三十年的相对稳定让他们形成了错觉。在苏联解体后，美国取得了全球霸权地位，推动了全球化与国际贸易以极快的速度扩张。凭借军事和经济优势，美国几乎让所有国家俯首听命：资本可以自由流动，而美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也仅限于对少数敢于违抗其意志的国家动手。在这一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与相对社会进步，制造出一种“世界正在逐渐进步”的幻觉。这正是后苏联时代自由主义盛行所依靠的经济基础。

俄罗斯的亿万富豪在英国买下足球俱乐部，印度的工业巨头在加州购置豪宅。欧盟以“和平与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口号实现了统一。甚至连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也脱下了毛装，穿上西装打起领带，伪装成“体面”的资本家。经济关系看起来似乎自然、自由、自发，与全球贸易的流动浑然一体。许多左派逐渐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帝国主义维持自身存在，其所依靠的从来都不是经济关系本身，而是暴力。他们把帝国主义简化成一个模糊的经济概念——“资本输出”。既然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进行某种形式的资本输出，那帝国主义就变成了一个无处不在，也无从指认的东西。任何一个GDP增长快、军队庞大、富豪众多的国家，都被划入“帝国主义”的范畴，在一条模糊的“帝国主义光谱”上滑动。

然而，后苏联时代的格局之所以形成，完全依赖于一个单极帝国主义霸权——美国的霸权。而美国的统治地位，并不是通过什么“渐进和平”的方式取得的，而是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浩劫确立的。正是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使美国得以将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老牌殖民帝国统一在其领导之下，共同对抗苏联。通过发动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浪潮，美国最终瓦解了苏联，颠覆了1917年的革命成果，撕裂了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会结构，从而建立起美国对全球的统治。

如今，特朗普正使美国帝国主义进入战争准备状态。他正在逆转全球化的进程，抛弃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制度架构，并准备与中国正面冲突。面对特朗普的进攻，那些仍抱有渐进主义幻想的人最感到震惊。他们无法理解：美国经济的渐进式衰落，为何会不可避免地迫使美国统治阶级采取突然而残暴的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美国霸权地位。而马克思主义者的优势，恰恰在于我们理解历史的这种突变逻辑：帝国的建立离不开战争，其维系不仅依赖经济关系，更依靠武力。我们知道，美国帝国的衰落不会是温和、渐进和自然的，而只能是通过被强行推翻实现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所说：“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然而，今天许多马克思主义团体却认为美国霸权已经终结！他们相信俄罗斯和中国已经逐渐成为了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认为世界已经重新划分，而美国的霸主地位是通过经济发展的自然演进和平地丧失的，过程中既没有重大冲突，也没有战争；他们相信现在世界已分裂为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列宁主义”者，但列宁曾再三强调：帝国主义制度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是列强为重新划分世界而进行的工具。这些左翼对列宁思想的修正，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渐进主义的世界观，这种思考方式彻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其根本力量更是驻扎在全球各大洲的750个美军基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比这些“渐进派”更能把握现实。他知道，为了捍卫美国的地位，就必须准备战争、并扼杀中国。他知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摧毁国内的自由派和那些软弱动摇者。往好的方面想，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帮那些“渐进主义者”认清一点现实：帝国主义和国际关系的真实本质究竟为何。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要真正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就必须彻底摆脱“渐进的幻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世界的本质、世界未来的走向，也更无法明确行动的方向。

第二部分： 美国的秩序如何运作

每个人都知道美国主宰全球经济。却鲜少有人洞悉其运作规律。要理解特朗普的政策，必须剖析美国帝国主义的运行机制、内在逻辑与局限性。

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工业实力，赢得二战，并在战后战胜他的所有竞争对手。强大的工业实力也为美国提供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基于这一军事地位，美国得以将美元确立为世界储备货币（用于大部分国际贸易，并由各种银行和各国政府储备）。同时使美元与黄金挂钩，赋予了它稳定性。在经济上，美国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提供贷款。同时，这些国家又用这些钱购买美国工厂生产的商品。通过这种方式，一个美帝国被建立了起来，与被吸纳为次要合作伙伴的老牌殖民国家们，共同主宰世界并与苏联对抗。这是资本主义世界首次在一个单一霸权的力量和货币下实现统一。

随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及其盟友交战，以及欧洲和日本的工业基础的重建，这种关系发生了变化。美国制造的商品的竞争力开始下降，导致美国经济开始衰退。与此同时，美国的海外战争也给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支付日益增长的进口和军事行动费用，美国印刷的货币已超出其黄金储备所能支撑的范围。从经验来看，这预示着美国的破产。然而，美国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化险为夷。

因为美国此时对其他国家有贸易逆差，使得其他国家存储了大量可以被换成黄金的美元。然而，尼克松总统限制了兑换，并于1971年完全废除了金本位制度。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就便可以肆无忌怛地印钱了。此外，这套操作的成功还需要确保其他拥有多余美元的国家购买美国的国债（借钱给美国政府以获取利息）。因此，其他国家为美国制造商品，得到美金。然后又通过国债的方式把这些钱还给美国，为美国日益增长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美元也可以通过在投资股票市场或者购买美国境内资产（如房地产）的方式，回到美国。也就是说，其他国家为美国发起的战争买单，而由于美国可以无限制地印刷美元，它的借款也几乎没有上限。

以黄金为基础的经济的结束冲击着世界，带来经济的不安和膨胀。欧洲帝国主义者对这一单方面举动感到愤怒，法国严厉斥责了美国的“超额特权”。但是欧洲只是纸上谈兵，最终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们，连同日本，作为美帝国的初级合伙人，不仅受益巨大，而且巩固了他们在海内外的利益。因为欧洲各国和日本如果不向美国让步会意味着与美国决裂，所以他们接受了经济上的打击以此来保住他们的特权地位。美国也与沙特君主和OPEC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达成协议，使他们只用美元出售石油，购买美国的国债，作为交换，他们可以得到军事保护。这一政策强迫任何希望购买石油的国家持有大量的美金。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只能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为了得到美金，这些国家只能向美国银行借高利贷。当他们无力偿还昂贵的利息时，国际货币组织会强迫他们缩减经济，实行私有化，打开市场。这一行为使得数十个国家拖入至今仍在延续的债务危机中。而那些曾寄望于苏联模式的国家则要面对来自华盛顿的全方位打压，从经济制裁、贸易禁运到政权颠覆无所不用其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或被迫屈服，或出于利益考量，主动依附美帝国体系。这种局面的形成，归根结底源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无可匹敌的军事霸权。

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在其著作中解释到：

赫德森虽然能够剖析美国剥削体系的运作机制，却始终将其归咎于华盛顿统治集团的政治决策失误——仿佛他们本可利用霸权优势造福世界。他所否认的是，这种独特剥削机制的形成根源在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也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物质性驱动。

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相对衰落、工业竞争力持续下滑，其国内生产能力已难以支撑庞大的帝国体系运转。为维持霸权，美国不得不大量增发虚构货币，并通过三种主要手段榨取他国价值：强制他国购买美国国债、逼迫债务国向美国银行还贷、利用他国廉价劳动力为美国企业服务。美国的生产能力下降得越多，它就越需要依靠寄生性的手段来维持其全球帝国。美国经济生产力下降与帝国霸权负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这种紧绷状态已接近临界点。

1991年，苏联在美国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下解体。美国的制度突然扩展到全球，为美国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加速了其衰落进程。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肆意扩张，涌入新兴市场。但这种扩张反而加剧了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导致其经济地位持续下滑，金融化程度不断加深。在此过程中，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世界工厂，为美西方市场提供廉价商品而另一部分国家则通过金融掐制被迫陷入极度贫困。

中国制造业迎来爆发式增长，对美西方出口规模持续扩大，由此积累的巨额美元外汇又循环投入美国国债市场。到21世纪初，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已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引发华盛顿决策层的战略焦虑。2008年金融危机证明，中国在美元体系中始终扮演着关键角色。但与此同时，中国日益强大的工业体系、持续扩张的经济规模以及不断深化的全球贸易网络，正在动摇美国的霸权根基。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这是中国通过向全球南方提供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和廉价商品来发展贸易的计划。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美国体系框架下进行的（许多投资以美元进行），但它仍在动摇美国体系的根基。对美国统治阶级而言，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不断扩大的威胁。

2008年金融危机彻底暴露了美帝国的弱点。然而，这场危机在短期内反而巩固了美元的地位。美国政府为挽救濒临崩溃的银行体系，将"超额特权"发挥到了极致，开动印钞机向股市大举注资。当美国的次级盟友也即将崩溃时，美联储又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向盟友央行提供无限信贷支持。随着整个金融体系现在需要越来越多的虚构货币以防止崩溃，这些（机制）也成为了永久性特征。全球南方国家则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附加苛刻条件的救助贷款，连欧洲各国也不得不实施紧缩政策。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还施压中国大规模增持美债来转嫁危机。出于维护稳定的考虑，中共官僚集团确实配合了这一要求，在危机期间为美元体系提供了关键支撑。

新冠疫情暴发后，这一幕以更加极端的方式重演。全球经济陷入停摆时，美国史无前例地大量印钞（其规模甚至超过二战期间全部军费开支，按今天的美元计算）。其盟友也纷纷通过货币互换渠道效仿。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将全球金融体系推向崩溃边缘，直接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股市泡沫。如今，美国仅国债利息一项的年支出就超过万亿美元，财政赤字持续恶化。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俄罗斯被踢出美元体系。这是自冷战以来首次有一个重要经济体被排除在外，但这并未压垮俄罗斯。事实上，俄罗斯不仅能够正常运作，甚至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将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美帝国主义亟需寻找新的出路，这也就是特朗普不惜打破现有秩序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 一触即发的经济危机

特朗普的关税已经给股票市场造成了巨大的混乱。金融不稳定则必定会导致自2008年以来的泡沫经济破裂。我们2023年国际会议的文件曾预测其崩溃会更早发生（《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争取工人权力的斗争》，斯巴达克派英文版第68号，2023年9月）。意料之外的是，对于人工智能和大型科技的进一步投机性投资使得泡沫经济得以苟延残踹。然而如今人工智能的快速增长的潜力已经消耗殆尽，美国的新行政机关不再像以前一样给予它大量资金。一个经济危机，或者说至少是一个重大的经济衰退已经不可避免了。

一场经济衰退将加剧当前所有的经济和政治趋势。我们尚不清楚衰退会有什么具体影响，但大致可能出现两种后果：要么导致战后秩序支离破碎，美元霸权结束；要么使得大多数国家再一次忍痛割爱，拯救美国的体系，接受更加压迫性的方式继续运行。我们认为，后者在短期内的可能性更大。

正如在 2008 年所看到的那样，金融崩溃不会驱使各国放弃美元。当危机到来时，美元就流回了美国的“避风港”，导致全球美元枯竭。谁掌控着美元的流动？当然是美国的统治阶层。如今，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已对各国加征关税，这使其获得了更大的筹码。正因如此，世界经济危机非但不会削弱特朗普的地位，反而会增强他对其他国家的压制力。

欧洲、日本、加拿大等美国次级盟友国家的银行体系若要避免崩溃，必须注入大规模资金。因此，它们只能向美国求援，而美国必将开出条件：要求这些国家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并为美国企业提供优惠条件。目前外界热议美国可能强迫盟友签署所谓的"海湖庄园协议"——该协议将要求盟友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长期以低利率增持美国国债；增加国防开支（且必须采购美制武器）；协助美元贬值以提振美国出口。说白了，就是要盟友牺牲本国经济来支撑美国经济，同时以更低成本为美国财政赤字买单。一旦危机爆发，美国盟友被迫接受这种不平等协议的压力将骤增十倍。

在全球南方地区，资本和投资将会快速流失。这场危机还会戳较小的泡沫经济，如当前支撑印度股市虚高的泡沫。侨汇收入也将下降——这是来自在海外（通常在西方）工作的移民寄回的资金，构成许多国家重要的收入和流动性来源。（例如，侨汇占菲律宾 GDP 的 8.5%，占墨西哥 GDP 的 4.5%。许多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情况。）美元短缺将变得格外严重，尤其是在偿还债务方面，而几十个国家的债务已处于历史高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将介入，推出所谓"债务重组"方案，而这往往意味着相关国家不得不牺牲财政支出、贱卖国有资产、降低贸易壁垒，并承受国民收入减少的代价。

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在墨西哥，70%的人口得到了来自州政府的经济资助，这使得他们得以摆脱饥饿。危机很有可能削减这类的州政府资助的社会项目。在印度的14亿的居民中，只有10%有钱满足温饱，剩余的90%则都处于贫困之中。因此，对印度进一步的压缩将会导致爆炸性的后果。包括加剧已经普遍存在的种姓、宗教和民族分裂。在南非，失业率已经高达了32%。随着美国明确表示要摧毁这个国家，那里的形式将会更加严重，肯定会进一步扼杀其经济发展。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对这部分国家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它们会出手救助这些国家于水火之中——当然必定会索取高昂代价。然而对于东非、中非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东某些国家，只要帝国主义者能继续掠夺资源，且不出现能团结各方力量反抗其掠夺的势力，它们就毫不在意地让这些地区陷入彻底混乱。这些地区本就饱受饥荒和战乱摧残，经济危机将彻底摧毁它们从国际市场获得的微薄收入。可以预见，经济压力将加剧这些地区的血腥区域冲突和种族战争，以及引发更大规模的难民潮。

全球南方国家（除中国和俄罗斯外）普遍存在的深重苦难将引发社会动荡，给各国政权带来巨大压力。这些国家脆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将日益陷入两难：要么完全屈从于美国的战略布局，要么借助民众的反帝情绪。无论选择哪条路，都意味着这些国家将越来越倾向于实行威权（波拿巴主义）统治，甚至可能发生政变。

至于俄罗斯，虽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但通过转向战时经济仍实现了增长。在乌克兰战场即将获胜的背景下，该国寡头政权的地位相对稳固。然而经济危机将导致国际油价暴跌——作为俄罗斯主要出口商品的石油价格下跌，必将带来新的经济困境。不过俄罗斯真正的挑战可能出现在乌克兰战争结束后，当军工生产停滞、数万军人复员返乡之时。

即将到来的危机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将如何应对？2008年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曾通过大规模增持美国国债，实质上挽救了美元体系。如今美国势必再次启动量化宽松，很可能要求中国再次出手稳定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虽然美国正公然试图遏制中国发展，这种要求看似不可思议，但中共官僚体系作为保守力量，既维护自身特权与稳定，又夹在庞大的工人阶级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因此很可能在危机中仍选择维护美元体系。我们无法预知事态具体演变，也不确定中共是否会被迫转向对抗立场，但绝不能低估这种斯大林式官僚体制与世界帝国主义妥协的意愿。

这些预测是基于危机可能产生的短期影响作出的。美国凭借对世界储备货币和资本流动的控制权，将在危机初期占据优势。但如今世界格局已与2008年大不相同：美国实力相对衰落，面临更多挑战，要维持美元体系必须付出更多代价。美元体系对全球的剥削主要依赖三点：次要帝国主义国家为换取特权而甘当附庸、其他国家缺乏替代选择，以及对剩余国家的强制压迫。从中长期来看，这些力量的任何一方都可能以不同方式导致美元体系瓦解。但这种情况本身并不必然具有进步性，只有当它推动国际工人阶级反抗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斗争时，才具有真正的进步意义。

第四部分： 乌克兰战争

在自由派阵营中，没有哪个议题比特朗普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及其政府实施的政策转变更能引发集体歇斯底里。许多人高呼"背叛"，指责特朗普向又一个专制者屈服并抛弃欧洲——这个如今独自扛着自由与民主的大旗、捍卫战后秩序价值观的"孤勇者"。要理解真相，第一步依然是抛开自由派的狂热呓语。

与乌克兰国防部的宣传截然相反（其战况报告被自由派的媒体和政客不假思索地复读），乌克兰正在输掉这场战争。泽连斯基的库尔斯克冒险行动已演变成彻头彻尾的灾难，整条战线上乌军兵员装备双双告急，正遭受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俄军在各条战线推进，军队规模持续扩大，一场大规模攻势正在酝酿。乌克兰经济一片废墟，俄罗斯经济却在严厉制裁下逆势增长，并已完成军工生产体系重组。更关键的是，西方以不可持续的消耗速度为乌克兰提供高强度工业化战争补给，暴露出令人震惊的工业萎靡：整个北约年产能仅120万发炮弹，而俄罗斯一国的年产量就超过300万发。

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作为迄今为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最大提供者，其对俄罗斯的全面敌对政策以及对乌克兰"彻底胜利"的支持已经宣告失败，且代价巨大。新政府只是在根据现实调整美国政策。乌克兰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尽管俄罗斯确实对美国的地缘战略构成挑战，但其经济规模远不及中国，构不成同等程度的威胁。正因如此，在新一届美国政府中，许多人认为欧洲三年的战争只是资源浪费，这些资源本可以更好地用于亚太地区。乌克兰战争还加强了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这对美国利益不利。基于这些原因，美国寻求结束战争（即使这意味着对俄罗斯作出让步）并与俄罗斯实现经济和政治和解是合理的。这可能使俄罗斯更接近西方而疏远中国，或至少能使其不再成为麻烦。

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来看，乌克兰这个历史上一直处于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邻国至关重要。关于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喧嚣掩盖了一个事实：过去三十年来，尽管俄罗斯不断反对，但北约和欧盟一直扩张到俄罗斯边境。普京长期以来寻求的是与西方达成协议，以确保其西部边境安全、停止北约扩张并确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影响力。这就是他谨慎欢迎特朗普示好的原因。不过，俄罗斯统治阶层无意倒向西方而切断与中国的关系。相反，在他们看来，与美国达成协议不仅有利于阻止北约扩张，还能让他们在中美之间周旋，从双方获利以发展经济。

近期事态表明，那些支持乌克兰或俄罗斯的左翼人士完全错了。支持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论点是，俄罗斯的胜利将打击美国，因此是进步的发展。即将到来的俄罗斯胜利恰恰证明了这种立场的破产。虽然美国确实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但它并非直接参战，而是通过代理人进行。这一关键事实被亲俄的"社会主义者"刻意忽视。正是这种间接介入的方式，使美国现在能够轻易转变立场，抛弃代理人并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共同掠夺乌克兰。因此，无论未来美俄协议的内容如何（如果有的话），俄罗斯的战争既不会推动东欧的反帝斗争，也不会从根本上削弱美国。相反，结果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压迫、欧洲的重新武装以及美国将重心转向对抗中国——这些都是反动且可预见的发展。

那些支持乌克兰的社会主义者同样陷入了政治破产的境地。他们主张必须保卫小国主权不受外国侵略。但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只能在对抗其本国政府时才能得到。多年来，基辅政权持续压迫占人口约20%的俄语少数民族，同时为强行控制克里米亚和寻求独立的东部地区而发动战争。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完全倒向北约、欧盟和美国，将军事和经济主权交给这些帝国主义势力。结果是将乌克兰转变为西方的殖民地，同时确保俄罗斯的全面敌意，为俄罗斯提供了绝佳的战争理由。泽连斯基将乌克兰命运与美国绑定的灾难性策略——其在白宫遭受的冷遇就是明证——可悲地印证了基辛格的名言："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做美国的朋友更致命。"那些为乌克兰政府辩护的社会主义者，无论是否带有批判，最终都沦为帝国主义博弈中的棋子。

在这场反动的战争中，社会主义者唯一正确的立场始终是：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人民的兄弟联合；而实现这一团结的前提和手段，是无条件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乌克兰代理人，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并坚决捍卫俄语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这是唯一能够团结整个地区工人阶级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以进步方式打破帝国主义对俄罗斯的围堵，才能实现乌克兰的真正自由，才能使整个东欧摆脱民族压迫。虽然这一主张面临巨大阻力，但仍是唯一具有进步性的选择。由于工人运动未能坚持独立立场——其领导人要么追随帝国主义及其傀儡，要么依附俄罗斯寡头——这场战争的结果必将给乌克兰、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带来灾难。

俄罗斯与美国的谈判仍处于初期阶段，可能持续数月。美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但俄罗斯并不着急。俄军在战场上占据优势，正在准备新的攻势，没有让步的必要。这对想要减少损失的美国来说是个难题。此外，美国还需要管控其扶持了十多年的乌克兰代理人。美国长期支持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这些势力对俄罗斯的敌意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乌克兰方面一直在阻挠谈判进程。因此问题已经不是泽连斯基是否会被推翻，而是何时被推翻、以什么方式、被谁取代。美国还必须应对欧洲建制政治势力以及部分美国政界阶层的反对。

鉴于西方的消极应对，俄罗斯很可能需要通过前线重大突破来获取更多战果——包括但不限于坦克兵临基辅城下，这一前景已不再遥不可及。届时，美国将不得不按照俄罗斯的条件达成协议。协议内容可能包括：确保俄罗斯对乌东四省的控制权、泽连斯基政权下台、终止北约东扩及对乌克兰残余势力的支持。部分制裁可能解除，但俄欧贸易能否恢复到2014年前水平尚待观察。作为交换，美国可能要求俄罗斯在其他领域提供协助，例如施压伊朗放弃核计划。

然而美俄安全协议将带来更深层的影响：迫使欧洲接受反动秩序安排。无论是作为欧洲主宰者的美国，还是俄罗斯，都不希望欧洲陷入动荡。对俄罗斯而言，欧洲动荡历来是不祥之兆；而美国需要稳定的欧洲以便专注其他地区。拥有强大军力、丰富自然资源和宗教保守主义传统的俄罗斯，完全可以与美国金融资本及其新崛起的右翼基督教建制派联手，共同压制自由主义的欧洲。美俄关系的缓和将成为欧洲保守与反动的稳定剂。

这正是19世纪俄罗斯在欧洲政治中的传统角色：作为当时霸主英国赖以稳定欧洲的反动堡垒。虽然时过境迁，但美俄协议若能重塑欧洲政治格局，将同时符合俄罗斯与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尤其在美国正推动欧洲政治格局根本性重组之际。

第五部分： 欧洲与美洲

特朗普政府近期一系列动作在欧洲引发强烈震荡：与俄罗斯展开谈判、在总统办公室公开羞辱泽连斯基、实施惩罚性关税，以及副总统万斯将欧洲自由派建制称为"内部敌人"的激烈言论。在短短数周之内，建立在全球化、自由贸易、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对俄罗斯敌意之上的欧洲秩序——一个多年来在美国主导下构建、并由其军事力量所保障的体系——持续遭到白宫的猛烈攻击。欧洲政治精英们陷入恐慌。多年来，那些在本国日益遭到民众厌恶的自由派政治人物，至少还能从自己仍受世界超级大国青睐这一事实中获得安慰。如今连这个最后的依靠也荡然无存。特朗普的新政府标志着整个美国帝国范围内自由主义的死亡，也使这个被视为“搭便车者”的自由派欧洲，成为政治重新洗牌的首要目标。

特朗普政府需要迫使欧洲承担更多，以巩固美国的地位，尤其是在国防开支和贸易条件方面。其真实意图并非放弃欧洲，而是需要欧洲来巩固一个更具进攻性的反华阵营，使其能够为美国的安全利益作出更大贡献。但实现这一目标（欧洲重大的重新调整）面临巨大障碍：现有欧盟体制完全是为服务上一代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而设计。欧盟——一个与无数自由主义机构相互关联的庞大官僚体系——在维持现状方面拥有根深蒂固的经济利益。更棘手的是，欧洲目前仍由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弗里德里希·默茨、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基尔·斯塔默和佩德罗·桑切斯等政治人物领导。这些领导人的政治生涯建立在旧的自由主义秩序之上，并且仍紧紧依附于这一秩序；在许多方面，他们体现了后苏联时代的旧欧洲与新的右翼美国政府之间巨大的政治鸿沟。

特朗普公开羞辱泽连斯基后，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极端反俄主战派卡娅·卡拉斯宣称"自由世界需要新领袖"，并呼吁"欧洲人必须承担起这一重任"。众多自由派评论家和政客也纷纷附和，主张欧洲应摆脱美国束缚，走独立自主道路，捍卫自由主义价值观，持续对抗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这番论调恰恰暴露出欧洲政治领袖脱离现实的本质。现实情况是，欧洲主要经济体均陷入发展停滞的困境。除德国勉强维持部分工业基础外，其他国家的制造业几乎消失殆尽，经济严重依赖金融、服务和旅游业。整个欧洲大陆基础设施老化严重，人口结构持续恶化。军事层面，欧洲目前根本不具备维持常规战争的能力——其规模有限且装备落后的军队，在重大军事行动中完全依赖美国提供的空中支援、后勤保障、情报系统和指挥体系。

波兰总理图斯克或许可以反复强调"欧洲整体实力强于俄罗斯"，但这不过是自欺欺人。欧洲内部利益分化严重，早已陷入巴尔干化困境。自由派刻意忽略的是：正是1945年以来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控制和军事霸权，才维系了欧洲表面的团结，避免大陆再度陷入分裂。如今欧洲领袖妄图领导"自由世界"、组建"意愿联盟"或实现"战略自主"，纯属痴人说梦。无论军事还是经济领域，欧洲都完全受制于美国。短期乃至中期内，欧洲或任何单个欧洲国家，根本不可能脱离美国发挥独立作用。

欧洲统治阶层中那些虚张声势、激烈表态以及对现实的否认，其背后隐藏着一种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强化的反常状态。欧洲的政治上层建筑——包括其制度、意识形态、官僚体系、政治人物等等——与其真实的经济基础之间，正出现日益加深的矛盾；而这一经济基础恰恰体现为欧洲极端的虚弱以及对美国的依赖。迟早，这一矛盾必须得到解决，而欧洲将别无选择，只能抛弃其过时的自由主义，转而追随美国。右翼民粹政党的崛起正体现了这一不断发展的趋势（例如德国的选择党〔AfD〕、法国的国民联盟〔RN〕、英国的改革党〔Reform UK〕、奥地利的自由党〔FPÖ〕，以及已经执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美国政府偏好这些力量，并非主要出于政策立场上的一致，而是因为它们是唯一能够打破自由主义现状、并以最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式完成这一突破的政治力量。

欧洲政治格局目前仍由中间派把持。许多政客之所以能（部分）抵制美国要求、（勉强）维护自由主义现状，背后是三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撑：首先是过去三十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欧洲资本家集团，他们抗拒变革且尚未完全信任新兴右翼政党；其次是运转僵化的欧盟官僚体系；最后是在发达的欧洲国家中，仍具规模的中产阶层，这个与欧盟体制深度绑定、生活优渥的群体构成了各国中间党派的基本盘。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英国。左翼中的形式主义者可能会机械地重复“工党是一个资产阶级工人党”的说法。尽管这一判断仍保留着一丝真实性，但现实是，如今工党的主要支持基础是城市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

今年二月德国大选印证了这一趋势：尽管极右翼选择党（AfD）支持率大幅攀升（尤其在工人阶级中），传统政党仍掌握多数选票，显示德国自由主义尚未彻底消亡。而国际极左派欢呼的左翼党得票增长，实则源自前绿党小资产阶级选民倒戈，本质上是对自由主义现状的变相维护。与各国情况类似，德国反建制右翼政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来自工人阶级，特别是底层劳工和部分工人贵族阶层。

当前欧洲政坛仍由马克龙、斯塔默、默茨等"过度派"主导，他们既想维护自由主义秩序，又向右翼民粹主义妥协以求自保，结果左右不讨好。这些以"阻挡极右翼"为旗号上台的政府早已丧失民心，完全是在苟延残喘。但右翼势力取而代之的过程（这几乎已成定局）必将伴随剧烈动荡——从形式上看，英国和德国的选举仍有数年之遥。马克龙距离下一次总统选举还有两年时间，而法国建制派刚刚禁止玛丽娜·勒庞参选。但面对美国强推的政治重组压力，以及欧洲经济基础与政治精英野心的深刻矛盾，现行体制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自由派政客必将不择手段延续统治，但在结构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冲击下，其倒台注定会以非和平、非线性方式爆发。

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将彻底暴露欧洲经济的腐朽本质。预计经济冲击与大规模紧缩政策的双重打击将重创中产和工人阶级。各国扩军备战的财政需求也将挤压福利体系——在某些国家这仍然相当庞大。本已存在的大规模不满情绪将愈演愈烈，由此引发的政治危机将终结那些"骑墙派"政客的统治，迫使他们让位于更具决断力的强硬领导人。

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欧洲边缘国家，政治演变呈现不同轨迹。塞尔维亚和希腊已爆发反对政府的大规模民众运动，其根源是对帝国主义掠夺的愤怒。希腊在2010年代经历的危机尤其惨烈，导致社会各阶层普遍遭受重创。这些国家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贫困化更为严重，经济危机与紧缩政策将引发更具爆炸性的社会反应，波拿巴主义统治的风险显著增加。匈牙利则预示了欧洲政治的未来走向——欧尔班总理作为亲近俄美的基督教保守派，长期因反对自由主义而遭欧盟敌视，如今却成为时代的先行者。

考虑到工人阶级的现状，经济衰退在初期阶段更可能压制而非激发斗争意识。失业率上升与生活水平暴跌并不利于工人运动发展。更关键的是，经济危机会加速当前有利于右翼反建制派的政治演变。过去十年间，左翼因依附自由主义秩序而作为一股有力力量彻底丧失，迫使越来越多工人转向右翼阵营。当生活水平持续恶化而左派却拥抱自由主义时，反移民的极端思潮便成为工人发泄愤怒的出口。

2022-23年间欧洲曾出现重大工会斗争浪潮——法国养老金改革运动与英国罢工潮本可成为工人阶级扭转局势、将工人运动塑造成反对现状的契机。但工会领袖们拒绝与统治阶级正面对抗，在极左翼势力的推波助澜下，这些运动最终均以失败收场。希腊近期爆发的"坦佩铁路事件"抗议运动再次印证了工人运动领导层的无能。这些背叛行为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阵地，进一步助推了右翼势力的崛起。

同样助长右翼势力的还有欧洲左翼继续坚持自由主义、盲目拥护欧盟、"绿色"议程乃至对乌军援（许多左派如今甚至公开支持扩军政策）——这些恰恰都是工人阶级深恶痛绝的主张。左翼不断加入统治阶级组织的"人民阵线"来阻挠右翼，结果反而增强了右派对工人的吸引力，使左派信誉扫地。2010年代左翼浪潮中唯一尚未完全消退的力量——梅朗雄领导的"不屈法国"也未能免俗，其与社会党残余势力捆绑、参与"共和阵线"反国民联盟的做法，客观上帮勒庞争取了更多工人选票。

在此严峻形势下，共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工人阶级构筑防御阵地。当前并非盲目进攻的时机——大规模冲击即将到来，而欧洲工人运动既薄弱又分裂。其组织已大不如前，空洞无力。工会内部往往存在等级和工种分化，仅覆盖劳工贵族的部分成员。共产主义者必须站在斗争最前沿：打破工会内部分化，强化工人组织，领导防御性抗争。每一步行动都必须与工会官僚彻底划清界限，共产党人必须在工会内部建立反对派阵线，推动共产主义策略以领导工会，将工人的现实诉求与夺取阶级权力的长远目标相结合，同时揭露工会官僚的背叛行径。唯有如此，共产主义者才能重获工人阶级信任，瓦解右翼势力的蛊惑宣传。

可能会出现一些针对右翼的自由主义运动的微弱残余，短暂地活跃一阵。但这不过是一个垂死群体的最后挣扎。随着美帝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挤压加剧，小资产阶级不断被碾碎，将不再存在支撑大规模自由主义运动（如民主运动、移民权利运动等）的基础。一个越来越小部分的左派仍会徒劳地维持这些运动，结果只会进一步损害整个左翼在工人阶级中的声誉（正如当前美国所见）。我们必须介入这些圈子，唤醒这些左派分子抛弃自由主义，转向工人阶级阵营。我们需要重建捍卫移民和穆斯林、反对右翼的社会运动，但必须建立在全新的基础上——彻底摆脱自由主义的死胡同，确立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反帝国主义（包括反对欧盟）的斗争路线。

这一任务同样适用于受压迫国家（巴尔干、东欧等地）。在这些地区，必须将反抗贫困的斗争与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同时要持续揭露各类群众运动中的误导者，无论是民族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还是工会官僚——不管是因为他们对美欧的妥协，还是因为他们拒绝将群众斗争与反对外国压迫联系起来。唯有如此，才能团结所有被压迫者和少数民族，引导工人和青年走上一条将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相结合的阶级斗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