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霸权的衰落与争取工人权力的斗争

https://iclfi.org/pubs/sibadakepai/2025-shuailuo

前言

以下文件由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CL）第八次国际会议通过。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苏联解体后的30年都是世界历史上的相对稳定时期。尽管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危机和血腥冲突，但这些只是例外，而非常态，与20世纪的动荡相比也显得温和。武装冲突强度降低，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世界许多地区见证了社会自由化。在苏联解体、国际工人阶级遭受灾难性失败之后，这怎么可能呢？

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及其献媚者宣称，这些发展明确证明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优于共产主义。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是什么？中国共产党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旗手，紧跟世界贸易组织（WTO），将社会主义降格为纯粹的仪式性用途。许多亲莫斯科的斯大林主义者彻底解体了。至于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他们追随自由派的反战、反紧缩和反种族主义运动，却无法证明革命党的必要性。尽管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继续宣扬社会主义的未来，但没有人对自由主义必胜主义发起革命性的反对。

如今，自由主义的风帆已经失去动力。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标志着世界局势的转折点。危机正在成为常态，稳定反而是例外。随着美国霸权受到威胁，曾经有利于稳定的所有因素正在瓦解，极少有人再幻想前方的道路会一帆风顺。尽管自由主义仍有其支持者——尤其是在工人运动中——但他们不再自信、不再主动进攻，而是歇斯底里、被动反应，因为他们感受到脚下的地基正在崩溃。如今，自由主义面临真正的挑战者，包括右翼和左翼的民粹主义、伊斯兰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且自由派们自己也在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标准问题上互相争斗。但是，当乌云密布，美帝国主义及其盟友试图夺回主动权时，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仍然处于组织混乱和迷失方向的状态。

由列宁发起、由托洛茨基延续的将工人运动同机会主义决裂的斗争，必须重新开始，并应用于当今世界的任务和局势。ICL的第八次国际会议及本文件旨在通过批判后苏联时期的自由主义必胜主义，并概述一些基本的分析要素和纲领，为这场斗争提供基础，适应以美国霸权衰落为特征的新时代。世界的工人阶级正面临着冲突与灾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一个能够领导工人阶级掌权的革命国际先锋党。

一、单极世界的起源

美国在二战后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其国内经济占全球GDP的50%。它拥有全球80%的硬通货储备，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世界的主要债权国。它利用这种优势重塑国际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并创建了一系列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约）以庄严载入美国的主导地位，并为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奠定基础。

尽管美国拥有压倒性的经济实力，苏联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对抗力量。红军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其控制范围延伸到整个东欧。尽管斯大林试图与美国帝国主义达成长期协议，但未能成功。苏联的存在和实力本身就是对美国资本主义统治的挑战。世界各地的反殖民斗争如火如荼，反帝国主义力量寻求苏联的政治和军事支持。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增加了非资本主义世界的分量，在美国引发了歇斯底里和惊慌。世界实际上分为两个竞争的势力范围，代表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

随着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自我重建，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参与反共军事冒险，过度扩张的第一个明显迹象出现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是一个转折点，开启了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动荡时期。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所谓的“美国世纪”正面临提前终结，然而，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革命契机——法国（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魁北克（1972年）、智利（1970-73年）、葡萄牙（1974-75年）、西班牙（1975-76年）——均以失败告终。通过确保这些失败，工人阶级的机会主义领导为帝国主义提供了必要的稳定空间。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帝国主义重新进攻，标志着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开始。1981年，里根通过镇压美国空中交通管制员工会（PATCO）罢工，给予美国工人阶级决定性打击。随后，国际工人阶级遭受了更多失败，特别是1985年英国矿工的失败。在这一时期，对苏联的压力不断增加，冷战被推向新的高度，美国通过与中国的反苏联盟，利用了中苏分裂。

到八十年代末，苏联和东方集团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困境。红军从阿富汗撤退以及团结工会在波兰的反革命胜利进一步打击了莫斯科当权官僚的士气。官僚在莫斯科出卖了东德并同意德国统一后，没过多久又出卖了苏联本身。世界帝国主义的压力加上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的背叛导致工人阶级士气低落，导致十月革命的成果最终被清算。 到1991年，国际阶级力量的平衡已经决定性地转向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而牺牲了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的利益。

二、后苏联时期的反动特征

产于美国的超帝国主义

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秩序不再由两种社会制度的冲突定义，而是由美国的霸权主导。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与美国匹敌。它的GDP几乎是其最接近竞争对手日本的两倍。它控制着全球资本流动。在军事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相媲美。美国的自由民主模式被宣称为进步的顶峰，每个国家都被期望向其靠拢。

在许多方面，新出现的秩序类似于“超帝国主义”，即大国同意共同掠夺世界的体系。这并不是考茨基所预测的金融资本的和平演变所带来的，而是二战后建立在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废墟上的单一强国的霸权所带来的。美国重建了这些帝国的残骸，并在冷战期间将它们统一在反共联盟中。当冷战结束时，这个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并未解体，反而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加强。例如，德国的统一并没有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将导致欧洲紧张局势加剧，而是在美国和北约的支持下完成了。

后苏联时期的异常稳定可以解释为美国对其竞争对手的压倒性优势，再加上向金融资本开放了大量以前未开发的市场。1989年，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非资本主义国家。那年开始的反革命浪潮导致了许多工人国家的完全毁灭，或者——像中国一样——在保持集体化经济基础的同时向帝国主义资本开放。这些发展给帝国主义带来了新的生命。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不仅没有为市场份额而互相争斗，反而共同努力将东欧纳入西方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欧盟和北约同时扩展到俄罗斯边境。在亚洲，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美国和日本共同努力，推动和利用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自由化。

主要大国的联合战线让世界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只能遵守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指令。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根据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重写规则。这种“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已经全面展开，但苏联的解体给它注入了新的动力。少数拒绝或被阻止走美国指明道路的国家（伊朗、委内瑞拉、朝鲜、古巴、伊拉克、阿富汗）对全球秩序没有构成重大威胁。

这种有利的力量平衡不仅为帝国主义提供了丰厚的投资机会，还降低了与对外贸易相关的风险。资本家可以投资和贸易海外，知道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主导地位为他们提供了抵御重大冲突或过于敌对政府的保险。这些因素导致国际贸易的显著增长，生产大规模离岸外包和国际资本流通的爆炸式增长，即全球化。

对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答案

自由帝国主义的倡导者将全球化归功于许多地区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和消费品价格普遍降低。不可否认，过去30年全球劳动分工的扩展导致了生产力的国际发展。例如，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翻了一番多，世界识字率提高到近90%，汽车生产翻了一番多，钢铁生产也翻了一番多。乍一看，这些进步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相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即垄断资本统治导致的寄生和长期衰退。然而，事件的发展不仅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分析相矛盾，反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分析能够完全解释这些事件，并在此过程中展示自由世界秩序为什么导致的不是逐渐的社会和经济进步，而是社会灾难。

首先，完全没有必要赋予金融资本以进步角色来解释生产力的持续增长。苏联解体后——军事威胁减少，劳工运动削弱，对外投资风险降低，普遍自由化——这些条件使帝国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克服了其衰退的趋势。事实上，托洛茨基本人曾预见到这种可能性：

“确实，理论上，甚至并不排除资本主义有可能在最强大的、居于统治和主要地位的国家内取得新的普遍进展。但要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扫除一个巨大的阶级障碍，和具有国家与国家之间性质的障碍，它必须绞杀无产阶级革命使其长期不再发生；它必须完全奴役中国，推翻苏维埃共和国，等等”

这正是所发生的情况。随着阶级力量关系发生巨大变化，无产阶级受到损害，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但这只能是帝国主义整体衰退趋势中的暂时喘息，而如今这种趋势又回到了常态。

其次，对于资本主义的捍卫者来说，自由市场优于计划经济的优势通过比较东欧畸形工人国家与今天的生活水平得以证明（波兰是典型例子）。事实上，即使不考虑某些衡量标准下情况恶化的事实——如不平等、女性地位、大规模人口外流等，这一说法也可以被反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托洛茨基主义者，始终认为，孤立的工人国家的计划经济尽管具有巨大优势，但无法战胜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后者的高生产率和国际分工。斯大林主义者声称苏联自己（后来与其盟友一起）可以通过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方式超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和平共处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帝国主义列强始终对苏联和华约其他国家保持极端的经济和军事压力，这些攻击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 除此之外，在孤立和贫困的条件下试图“建设社会主义”必然伴随着官僚管理不善。 资本主义波兰的持续经济增长得益于其全面融入全球商业——而波兰人民共和国战后遭受重创的经济则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人们无法公平地将被围困城堡的生活水平与未被围困城堡的生活水平进行比较。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于无论处于如何敌对和孤立的国际环境中，这些经济体依然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对于波兰、苏联、古巴、中国和越南都是如此。

第三，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捍卫者认为，由于二战以来战争的强度和数量有所下降，并且自苏联解体以来进一步下降，这证明自由主义和全球化逐渐导致和平。 虽然这种说法的某些事实方面可能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去75年里没有任何一场冲突能够与两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工业屠杀相媲美。至今，“维护欧洲和平”仍然是为欧盟辩护的主要理由。而事实是，缺乏新的世界大战只是美国凌驾于其竞争对手之上的结果——这是一个必然的暂时力量对比。正如列宁所解释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瓜分势力范围、利益和殖民地等等，除了以瓜分者的实力，也就是以整个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有其它的根据。而这些瓜分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

承认后苏联时期是相对和平的并不能抹去以下事实：已经发生了无数场战争，这些战争相当残酷。美国军队几乎一直在进行低强度战争，以维护其军事实力，并通过金融资本的扩张来确保其“和平”征服无数数百万人的权利。这种动态不仅不能带来世界和平，而且是为新的难以想象的残酷战争做好准备，从而重新瓜分世界。

第四，生产力的增长并非由于某种神话般的自由贸易，而是在垄断资本的枷锁下，根据少数大国的利益发生的。这意味着，无论某些地区在短期到中期取得了什么进步，都是增加以对帝国主义大国（主要是美国）的金融依赖为代价。例如，我们可以查看各种社会经济指标，观察到自1990年代以来墨西哥生活水平的改善。但这的代价是在经济上对美国的更加深刻的从属地位以及对某些人口阶层，特别是农民的毁灭。这种情况意味着，在增长时期，帝国主义者从其附庸国中获得巨额利润，而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要求苛刻的政治和经济让步，进一步加深他们的民族压迫。这一切表明，短期的经济增长抵不上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代价。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苏联的解体并未宣告人类进步的更高阶段，而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胜利，这无非是美国金融食利者对世界的统治。正是这一阶级的统治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社会衰退。这首先对美国本身而言是正确的。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解释道：

“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

这完美地描述了美国经济的特征。其国际金融利益的空前增长掏空了美国全球力量的真正源泉，即曾经强大的工业基础。离岸外包、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不足、天价房价、吸血的医疗产业、昂贵且质量低下的教育：这些都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日益寄生性而产生的。甚至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因工业空心化而受到削弱。

美国统治阶级试图通过疯狂的投机、廉价信贷和印钞来弥补国家的经济衰退。正如托洛茨基所观察到的，“国家越穷，就显得越发富有。这就是最近的经济形势即投机生意的真实写照。”（《世界经济危机与共产国际的新任务》，1921年6月）。这预示着经济灾难。国家的整个社会结构正在腐烂，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层陷入贫困。

这种内部腐烂与世界经济影响力的下降相匹配。1970年，美国占世界GDP的36%，而如今占不到24%。这一趋势同样适用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1970年，前五大强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共占世界GDP的60%，而今天这一数字为40%。一方面，国际资本输出的显著增加导致了衰退；另一方面，它进一步将许多国家纳入现代资本主义关系中，在东亚和世界其他地方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无产阶级。

正是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增加。尽管这些国家经济上有所进步，但它们依然受制于国际金融资本。在金融权力方面，美国仍然无可匹敌：美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控制着主要国际机构，前20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有14家是美国公司，控制着相当于世界GDP一半的45万亿美元资本（其他6家公司分别是瑞士、法国、德国和英国公司。在前60名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韩国或其他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美国所持的霸权地位与其实际经济力量的减少之间的日益矛盾不可持续，是世界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日益加剧的根本原因。

世界贸易的增长、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削弱美国的霸权。为了维持其地位，美国必须逆转当前的动态。这意味着通过对抗中国、施压半殖民地、提高关税壁垒和减少给予盟友的一点油水来撕裂全球化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对全球化最具决定性的反驳是，生产力的发展违背了全球化所依赖的阶级，即美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仅此一点就证明，试图维持或“修复”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只不过是一种反动幻想。

这并不是说美国不可能像 1989 年那样成功巩固其地位。 但这只能以国际工人阶级遭受灾难性失败为代价，并且无助于阻止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腐朽。唯一能结束帝国主义暴政并迎来真正更高发展阶段的力量是工人阶级。事实上，全球化增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使其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国际化和更加受到民族压迫。但这一潜力尚未转化为更强的政治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后苏联时期的工人运动确实已经落后了很多。

三、自由主义与后苏联世界

自由主义必胜主义

苏联的解体不仅导致国际力量的经济、政治、军事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而且导致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冷战期间，西方统治阶级将自己描绘成民主和个人权利的捍卫者，反对“极权共产主义”的暴政。归根结底，这是对畸形工人国家和反殖民斗争的敌意的意识形态借口。 随着苏联集团的崩溃，共产主义被宣告死亡，自由必胜主义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反映出帝国主义的优先事项从对抗“共产主义”转向渗透东欧和亚洲新开放的市场。

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1992年）体现了后苏联初期的狂妄和胜利主义。自由资本主义被宣称为人类文明的顶峰，注定要遍布全球。当然，在这种幻想背后，是帝国主义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实际扩展。自由主义必胜主义是这一过程的意识形态辩护。美国及其盟友以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名义统治世界——这是《白人的负担》的现代版。

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掩盖下，美国领导了后苏联时期的各种军事干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对塞尔维亚的干预是为了“保护小国”。对索马里的干预是为了“拯救饥饿的人”。这种意识形态被联合国确立为“国家保护责任”（R2P）。正如这一学说的名称所示，它宣称大国有责任进行军事干预，以保护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反对它的声音如此强烈，部分原因在于，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没有完全符合这一类别。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与这一时期的其他美国干预并无不同。其目标首先是巩固美国对世界的霸权，而不是确保长期的经济或战略利益。反对干预类似伊拉克的美国盟友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不认为值得投入大量资源再次表明美国可以摧毁一个小国。更好的是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享受美国秩序的利益。

比这一时期的武装冲突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世界每个角落的经济渗透。全球化过程本身伴随并辅以一系列意识形态原则。一种帝国主义国际主义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成为共识。民族国家被认为是过去的事，自由贸易、开放资本市场和高水平的移民被视为走向进步和世界和平的道路。再一次，这些高尚的原则反映了统治阶级的特定利益，并被用来践踏被压迫国家的民族权利，使西方去工业化，引进廉价劳动力，并向帝国主义资本和商品开放市场。

后苏联时期的工人运动

二战后，工人阶级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有自觉的革命先锋队来领导。尽管如此，它仍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苏联、新的战后工人国家（后来加入的有中国、古巴、越南和老挝）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中强大的劳工运动。后者包括强大的工会和群众性的工人政党。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机会主义、官僚领导不断削弱并掏空这些工人阶级权力的堡垒。当198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工会遭到集中和热烈的攻击时，尽管工人做出了英勇牺牲，但事实证明，他们的领导层无力击退这些攻势。东欧，苏联官僚机构不攻自破，一个接一个地放弃阵地，直到最终自行解体。这些失败共同动摇了国际无产阶级整个战后的地位。

这些灾难被资本家利用，他们利用这些机会，从被削弱和迷失方向的工人运动中攫取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几乎在世界各地，工会会员人数减少，国有工业和公共事业单位被私有化，工人政党（例如曾经强大的意大利共产党）被纷纷解散，而在西方，越来越多的工业被关闭。这些对工人阶级的客观打击导致了工人运动的士气低落和右翼转向。

在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斯大林主义残余分子和工会高层公开拥抱自由主义必胜主义。连老牌的改良主义和工会主义都在这个新时代被认为过于激进。阶级斗争被宣告结束，工会必须变得体面（即无能），社会主义被视为乌托邦（在最好的情况下）。在工人运动中，对私有化和自由贸易存在反对意见，但这种反对微不足道，并被认为这些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想法所削弱。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新工党计划（New Labour）象征着这一右翼转向。他试图将英国工党从一个基于工会的工人政党转变为类似于美国民主党的政党。在政府中，他推进了涂有现代主义和进步社会价值观的激进新自由主义改革。随着这些新“工人领袖”在英国及其他地方，拒绝承认工人运动的存在及其建立的所有原则，传统组织进一步被削弱和掏空。自由主义在工会和工人政党中的主导地位基本上等于工人运动自断双腿，陷入今天的衰弱状态。

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

在西方和日本，工人阶级的地位因工业外迁而下降。然而，在许多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即使工业蓬勃发展，但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也会在后苏联时期大幅显著下降。如何解释在工人阶级客观上增强的情况下，政治上的弱势？尽管各国情况差异很大，但可以确定一个总体趋势。80年代和90年代的国际环境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了对“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的控制。这反过来又有利于自由主义的加强，牺牲了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激进的工人阶级政治。虽然在性别、种族和宗教等社会问题上的自由主义通常没有取得很大进展，但经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在某种程度上政治自由主义（形式上的民主）却变得占主导地位。

在政治层面上，国际上向自由民主的趋同部分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结果，美国越来越认为民主改革是遏制社会动荡的最佳途径。但是，新殖民地国家的内部政权也受到了国际工人运动弱化的严重影响。精英阶层对自己的地位更有信心，这给了他们让步的空间，而被压迫者的力量较弱，增加了使他们放弃激进变革的压力。这减弱了国内矛盾的尖锐性，使韩国、台湾、巴西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能够用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取代准极权主义独裁。对于更多依赖阶级合作而非压迫的政权，变化的环境减少了对工人运动做出让步的必要性。例如，在墨西哥，持续70年的旧法团主义一党统治逐渐瓦解，工会的影响也随之大大削弱。

在经济层面上，苏联的存在使新殖民地国家能够在两个大国之间保持平衡。许多政权国有化了经济的重要部门，并对资本流动有一定控制。这些模式效率低下且腐败，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给这种模式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新殖民地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完全依赖帝国主义的经济指令，并抛弃旧的法团主义和国家主义结构。

新殖民地世界的工人运动也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下屈服于加强的自由主义压力。在巴西和南非等某些情况下，之前受到压制的工人阶级政党——巴西劳工党（PT）和南非共产党——成为了新的新自由主义“民主”政权的执行者。在墨西哥，工人阶级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依附于民主革命党（PRD）——从执政党分裂出来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PRD本身并不反对美国资本进一步渗透墨西哥，而只是为这个掠夺寻求更好的条件。在许多国家，劳工运动与自由主义非政府组织世界混在一起，支持“人权”和“千年发展目标”而非阶级斗争。因此，我们看到，在许多国家，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在增长，但由于领导层向强大的国内和国际自由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的潮流妥协，而导致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陷入瘫痪。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

在反革命浪潮从东德席卷苏联之后，中国共产党似乎前景暗淡。对1989年的天安门起义的血腥镇压使该政权在世界舞台上被孤立。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中国步苏联的后尘，融入日益壮大的自由民主阵营只是时间问题。但中国共产党并未走这条道路。它从天安门事件和东方集团的反革命中吸取的教训是：要想继续执政，就必须将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严格的政治控制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加倍坚持邓小平在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道路，其中包括农业和工业的市场自由化、私有化和吸引外资。目前，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拥护者来说，中共领导人正以其开明政策引导中国迈入历史的洪流。然而，阶级斗争的汹涌潮流将证明：促成这种表面成功的更多是因为后苏联时代一潭死水的局面，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掌舵能力。

随着“全球共产主义”的威胁似乎已经消失，以及邓小平在1992年 “南巡”中重申欢迎外资的承诺，帝国主义的投资涌入中国。各个经济特区提供了放松管制的、配得上最好的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实践的环境，也提供了大量顺从性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保证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国家主导的经济则调动了巨大的资源来建设基础设施和工厂。为垄断资本主义创造巨额利润的同时，这种组合也为中国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经济和社会进步。在2008年之后的三年里，中国使用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使用的都多。自1978年以来，其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8亿人摆脱了贫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融入，带来了生产率的巨大飞跃，打开了一个巨大的新市场，成为经济增长和世界贸易增长的引擎。中国的崛起既是后苏联秩序的最大成功，也是这种秩序的最大威胁。

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道德家来说，中共的重商主义和压制性政策证明中国现在是资本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但与苏联和东欧情况不同的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从未放弃过对经济和国家的控制，主要的经济杠杆始终是集体化的。在许多方面，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类似于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极端模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向资本主义剥削开放某些经济领域。

以马克思主义评价邓小平及其继任者的政策，不能简单地在原则上否定市场改革或对资本主义的任何妥协。相反，我们必须分析各种协议的条款和目标，以及它们是否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整体地位。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概述了他对于在苏联工人国家中对外租让的态度：

“我们公开承认，我们决不隐讳，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是向资本主义交纳贡赋。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特别是在均势时期，当我们的外国同志正在扎实地进行革命准备的时候。革命准备得愈充分，胜利就愈有把握。可是在这以前我们不得不交纳贡赋。”

列宁试图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俄国，以此促进经济发展和赢得时间，直至革命能够扩展到国际上。他准备作出的妥协丝毫不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将被搁置。相反，他坚持认为：

“这场斗争的形式变了，但它仍然是一场斗争。所有的承租人仍然是资本家，他们力图破坏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则应当尽量利用他们的贪婪。”

相比之下，邓小平宣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对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来说，这绝不是为世界革命赢得时间的问题，而是在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和谐中发展中国的白日梦。

尽管从原始经济数据来看，过去的30年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但如果以阶级的标准来评估中国工人国家的实力，局面就大不相同了。中国的发展靠的是与世界帝国主义 “和平共处”，这种基础像流沙一样极不牢靠。中国的崛起有一个基本矛盾：它越强大，就越会削弱使其能够崛起的条件 — 美国霸权下的经济全球化。然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团结国际工人阶级准备与美帝国主义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相反，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打造“经济相互依存”、“多边主义”和“合作共赢”的信心，以此作为避免冲突的手段。这种和平主义的幻想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从而削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工人阶级是能够决定性地击败帝国主义的唯一力量。

中国大陆出现了强大的国内资产阶级，工人国家的毁灭直接有利于这个阶级，这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地位。中国共产党非但远远未能认识到这个对社会制度的致命威胁，反而公开鼓励这个阶级的发展，渲染其对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人们不需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能明白：一个权力建立在对工人阶级剥削之上的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的国家权力。

对列宁来说，同外国资本主义租让的唯一原则是保留无产阶级的权力和改善无产阶级的条件，即使这意味着资本家“150%的利润”。他的整个战略是基于俄国和国外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而这种观点与中国共产党的官僚机构毫无关系，他们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革命，最重要的是追求政治稳定以维护自己的官僚特权。中共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共同繁荣”，而是试图压制工人阶级的愿望，维持尽可能低下的工作条件以便与国外的工人竞争和获得资本投资。获利者不是“努力工作的人”，而是官僚和资本家的小集团。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与资本家配合，反对中国和国外的工人。这种打着“社会主义”名义进行的背叛行为，在国际工人阶级眼中玷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削弱了1949年革命的保卫。

四、自由主义对抗自由主义

1991年后西方各地的强烈政治共识并不意味着没有来自左翼和右翼的异议。然而，总体而言，这些异议并未挑战自由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识形态前提，更没有挑战这一秩序的物质基础：美国金融资本的统治。左翼出现的各种运动基于自由主义道德批评现状，即从现状的基本意识形态基础内部进行批评。无论他们是反对自由贸易、战争、种族主义还是紧缩政策，左翼运动的前提都是遏制帝国主义的过度行为，保持整体系统的完整但去除其最残酷的方面。正如列宁所解释的那样，对于他那个时代对帝国主义的这种批评，无非是“天真的愿望”，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帝国主义论》）。因此，后苏联时期的各种左翼运动谴责、请愿、示威、唱歌和牵手，但完全未能建立对自由帝国主义的真正反对力量。

反全球化运动

反全球化运动在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抗议活动中达到了高潮。随后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各种类似的运动，最终催生了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该运动本身是一个由工会、环保主义者、非政府组织、土著团体、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混合体。这个大杂烩的组织没有一致性或共同的目标；它是全球化的失败者联盟，试图阻止资本主义的车轮转动，而自由主义的左翼则试图使资本主义周期变得不那么残酷。

在工会中，反对全球化的动机是工人阶级对工业离岸导致失业的抵抗。如果正确引导，这种合法的工人阶级愤怒本可以改变国际上的阶级力量平衡，并阻止金融资本的进攻。这需要强有力的防御性斗争，直接面对垄断资本的利益：占厂、罢工、工会化运动。但工会领导人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

在美国，他们反对离岸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但积极庆祝美国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而这正是他们自己通过参与“反共斗争”帮助实现的。工会无法在支持导致离岸外包的根本因素，即美国帝国主义霸权的同时保卫就业。但他们从反墨西哥和反中国的保护主义运动到支持克林顿竞选总统，始终就是这么做的。在欧洲，甚至连只是形式上反对自由贸易的反对声音都弱得多，许多工会积极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欧盟竞选。那些没有这样做的工会，像他们的美国同行一样，拒绝与推动经济自由化的统治阶级斗争，而是寻求在国家层面上劳资合作，共同对抗“外国利益”。在这两种情况下，结果都是对工人阶级的彻底打击，导致大规模失业和整个地区的衰退。

反全球化运动的另一面由各种非政府组织、无政府主义者、生态学家和社会主义团体组成。正如这些团体自己坚持的那样，他们并不反对全球化，而是寻求“更公平”、“民主”和“生态友好”的全球化。正如前面解释的那样，在帝国主义的枷锁下，全球化不可能是公平的，而只有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地位才能阻止新自由主义的攻势。反全球化运动无法推动这一点，因为它接受了它声称在对抗的自由主义必胜主义的结果。它声称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民族国家已被国际公司取代……所以显然它没有组织阶级斗争反对支持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国家。

由于反全球化运动认为全球化基本上是不可避免的，并认为工人阶级顶多也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它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阻止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左翼谴责某些工会官僚和反动政客大肆宣扬的保护主义沙文主义，但没有提供捍卫工作和工作条件的计划。这意味着成为布什和克林顿的左翼回声，他们也谴责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以利于美国的对外扩张。反全球化运动所拒绝的基本真理是，真正保卫美国和欧洲工人阶级的工作岗位并不会违背第三世界工人的利益，而会通过对帝国主义掠夺的遏制来加强他们的地位。要成为国际主义者，工人阶级就必须不能变得“自由”和“开明”；他们必须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任何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斗争都会客观上团结国际工人阶级，并使其摆脱民族主义的领导。

虽然反全球化运动成功引发了一些骚乱，但这些对自由帝国主义构不成威胁。由于对现状的基本忠诚，该运动瘫痪，并最终只是成为了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金融资本猛烈进攻中的一个脚注。最终，几乎整个劳工运动和左翼放弃了对NAFTA和欧盟的正式反对。正是反全球化力量的无能将数百万西方工人推向特朗普、法国的勒庞和意大利的梅洛尼等煽动者。

2008年后美国和欧洲的反建制左翼

2007年的信贷泡沫标志着自由世界秩序的顶峰。随后的经济危机代表了一个重大转折点，因为促进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增加的世界贸易、生产率的提高、政治和地缘政治共识——崩溃并逆转了。虽然危机及其后果并未结束后苏联时代，但加速了破坏其的趋势。在西方世界的许多地方，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和房屋被收回，随之而来的是一波紧缩政策，引发了深刻的政治不满。这是自199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了攻击后苏联共识关键支柱的重大政治运动。右翼的保护主义方面，反对“多边主义”和公开的沙文主义成为主流。在左翼方面，是反对紧缩政策，呼吁国有化，某些地方反对北约。这些运动的特点各不相同，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虽然民粹右翼在2020年出现一定衰退后重新焕发活力，但反建制左翼运动大多已经崩溃。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失败？

反建制左翼是在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攻势下被推向前台的，这些攻击在2008年后加剧，并且在美国和英国，反对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干预也是推动力之一。虽然这些运动反对现状，但它们并未与之彻底决裂。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同导致社会条件恶化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这一趋势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科尔宾，美国的桑德斯，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能（Podemos）。与他们相比，法国的梅朗雄尚未明显失败。尽管如此，他的运动包含了导致他的外国同行垮台的所有因素。

就桑德斯而言，他是美帝国主义两党之一民主党的代表。 鉴于他效忠代表亿万富翁的政党，所以他关于针对“亿万富翁阶级”的“政治革命”的演讲毫无意义。此外，作为一名自由派改良主义政治家，桑德斯承诺的“全民医疗保险”这一重大改革始终服从于与“进步”民主党资本家的团结，反对更为反动的共和党资本家。以“打击右翼”的名义，桑德斯背叛了他所声称的原则。桑德斯越是践踏他所代表的运动的愿望，他在民主党内部的地位就越高。今天那些希望在民主党之外和没有桑德斯的情况下重建这一运动的人没有意识到，正是自由改良主义本身的纲领导致了向统治阶级的投降。任何试图调和工人阶级利益与维护美国资本主义的纲领都必然会在美国资本主义的两个翼之一中寻求支持。为了打破美国政治的反动循环并真正推进其利益，工人阶级需要建立自己的政党，完全反对自由派和保守派。

科尔宾运动与围绕桑德斯的运动类似，但在两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首先，工党与民主党不同，是一个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它的工人阶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科尔宾能够赢得工党领导权，而桑德斯则被民主党建制派阻止。另一个显著差异是科尔宾在外交政策问题上越界了。他反对北约和欧盟，批评2014年北约支持的乌克兰政变，支持巴勒斯坦，反对核武器，这些都是统治阶级绝对不能接受的。

面对英国建制派的狂热敌意和党内的持续叛乱，科尔宾面临的选择是直接对抗统治阶级或屈服。但科尔宾的和平主义和工党改良主义纲领寻求缓和阶级战争，而不是赢得战争。因此，科尔宾在每一个转折点都试图安抚统治阶级和党内右翼，而不是动员工人阶级和青年反对他们。科尔宾在更新“三叉戟”核潜艇项目、苏格兰自决、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北约以及最关键的脱欧问题上都做出了让步。科尔宾的例子甚至比桑德斯更能体现改良主义在阶级斗争中完全无能为力。

激进左翼联盟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它在希腊因群众反对欧盟强加的紧缩政策而上台。其崛起的速度仅与其背叛的深度相匹配。2015年举行的公投中，希腊人民以压倒性多数拒绝欧盟的紧缩方案，但激进左翼联盟公然践踏民意，同意了帝国主义的要求，对希腊工人阶级进行更严厉攻击。这种背叛的原因在于激进左翼联盟的阶级性质和纲领。在希腊，唯一能对抗帝国主义的力量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但激进左翼联盟不是工人阶级政党。它声称可以同时为希腊资本家和工人及被压迫者服务……这一切的同时保持希腊在欧盟中的地位。这一神话在与现实的第一次接触中就被打破了。尽管大多数左翼在激进左翼联盟背叛之前一直为其欢呼，希腊共产党则站在一旁，甚至否认希腊受帝国主义压迫。这两种政策的结果都给希腊人民带来了沉重打击。这一惨败表明，在希腊，迫切需要一个将争取民族解放、阶级独立和工人权力结合起来的政党。

随着世界进入一个急剧危机时期，西方的工人运动发现自己在政治上组织涣散、士气低落，被其所信任的力量背叛。虽然这无疑会在短期内使右翼势力获益，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新一轮崛起将再次需要对自由主义现状的代表进行政治替代。汲取过去失败的教训至关重要，以避免新的失败和反动循环。

新冠疫情，自由主义灾难

在新冠疫情期间，左翼甚至没有对自由主义建制派提出温和反对。随着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将其人口封锁数月，同时对崩溃的医疗系统和糟糕的生活条件无所作为，左翼欢呼雀跃并呼吁更严格的封控。一切对工人阶级的攻击都以“遵循科学”的名义接受。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中立的，而是用来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一基本原理甚至被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抛弃了。

结果不言自明。数百万人死于病毒，数百万人失去工作，许多家庭被困在家中，女性、儿童和心理健康受到损害。由于科学被用来为一种反动政策辩护，数百万人转而反对“科学”，拒绝了救命的疫苗。医疗系统得到了拯救吗？没有，所有地方都比以前更糟糕。工人们免受病毒侵害了吗？没有，他们继续在危险条件下工作。老人得到了保护吗？许多人死在破旧的养老院里。那些没有死的人由于社会隔离和缺乏锻炼，他们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下降。养老院和退休中心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

以“拯救生命”的名义，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声称除了屈从于政府和“科学”之外别无选择。但有一个选择。工人阶级需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并确保做出符合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的回应。工会需要为安全的工作场所而斗争，而不是简单地关闭或在死亡陷阱中工作。只要工作场所的安全还在由老板和政府控制而不是工会控制，工人就会死于本可避免的死亡。医疗和学校的工会需要为更好的条件而斗争，而不是为虚幻的未来收益做出牺牲。那些牺牲没有拯救公共服务，但却允许统治阶级进一步压榨它们。只有在与统治阶级及其封控政策的斗争中，才能解决危机背后的任何社会弊病，无论是医疗保健、住房、工作条件、公共交通还是老年人护理。

工人运动在疫情期间对封锁的彻底屈服导致了任何对疫情灾难后果的反对都将被右翼和阴谋主义势力主导。许多参加大规模反封控示威或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抗议活动的人都是出于对疫情期间资本主义政策造成的社会后果的合理愤怒。左翼不仅没有抓住这些情绪并将其引导到改善工人阶级条件的斗争中，反而大多数都谴责他们，并为国家镇压当拉拉队。

左翼和工人运动在疫情期间的彻底背叛，其基础是在整个后苏联时期奠定的。当这场全球性危机来袭，资产阶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民族团结”时，工人运动却立正站好，忠实地将工人阶级动员在“科学”和“共同牺牲”旗帜下。虽然政府和大多数左翼试图淡化疫情的影响，但他们不会那么轻易脱身。这场灾难的后果在工人阶级和青年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促使他们寻找答案和替代方案。

五、腐朽的自由主义秩序

傲慢变得歇斯底里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代初，世界政治的动态有利于美国力量的相对增强。美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地位越高，支撑自由世界秩序的向心力就越强。这种自我强化的动态在苏联反革命后的高峰时期达到了顶点。这使得广泛的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得以在美国相对有限的直接干预下实现。当时，历史潮流似乎在推动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向前发展。

但在政治上，正如在物理学中，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个反作用力。不可避免地，美国霸权的后果促使了对抗力量的出现。美国越来越鲁莽的军事干预造成了地缘政治灾难，浪费了资源，并在国内外强化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反对。金融放松管制和去工业化掏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了其竞争对手，同时也使整个世界经济更加不稳定和容易发生危机。美国统治阶级越是利用自由主义来进一步推进其反动利益，就越是培育对自由主义的抵抗。缓慢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利于自由世界秩序的动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弱，而反对它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2008年金融危机、2014年乌克兰政变和冲突、2016年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都是这一趋势的重要标志。

随着美国感到自己的实力在减弱，它的傲慢已经转变为歇斯底里。它越来越强烈地试图巩固其力量，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压榨盟友，对越来越多的国家实施制裁。但这些努力的代价越来越高，回报却越来越少。远未阻止其衰退，美国的反应迄今只是在加剧这种衰退。如今，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世界政治的动态明显已经发生了逆转。现在，它指向了自由世界秩序的加速解体。北约和俄罗斯正进行代理战争。美中关系处于永久敌对状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非帝国主义世界兴起，表现为左翼（墨西哥）和右翼（印度、土耳其）的不同形式。西方的政治日益两极化，有些人试图通过与传统自由主义决裂来巩固帝国主义主导地位（特朗普、德国选择党、勒庞、梅洛尼），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加倍自由主义的十字军东征来巩固帝国主义主导地位（拜登、特鲁多、德国绿党）。

世界日益不稳定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秘密。争议在于冲突的性质。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民主与专制的较量。对于自由意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这是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的较量。对于斯大林主义者和第三世界主义者来说，这是霸权主义与多极化的竞争。所有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答案在《共产党宣言》的简单而深刻的词句中：“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今天自由世界秩序的解体遵循阶级斗争的规律。塑造世界的根本冲突并不在于中共与美国资本家之间、特朗普与拜登之间、普京与北约之间，或墨西哥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MLO）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而是在于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社会衰退与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之间。意识不到这个的人将无法在即将到来的动荡中找到方向，更不用说推进人类进步的斗争了。

全球经济：一场巨大的庞氏骗局

正如前面所解释的，美国霸权使帝国主义的增长潜力暂时得到改善。正是这种经济形势的改善使资本主义世界在过去三十年中得以长期稳定。然而，今天，不仅扩张的可能性已经耗尽，而且之前扩张的条件也正在逆转。其结果将是生产力的大规模破坏，以及由此带来的所有不稳定。正如托洛茨基在《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中所写：“各个国家——如同各个阶级一样——在争夺一个小得可怜而且越来越小的份额时，要比争夺一个很大而且越来越大的份额时斗争得更为激烈。”这一因素支撑了当前的世界局势，并将在未来继续如此，除非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八年到十年的盛衰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波动。狂野的投机和生产过剩之后是崩溃和恐慌。后苏联时期也不例外。然而，随着实际增长的可能性下降，投机和信贷成为美国试图支撑其整个秩序的主要方式。2008年“大衰退”的后果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面对可能的经济萧条，美国协调了一次史无前例的信贷和货币扩张。这创造了微弱的实际增长，但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即使对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来说，这显然也意味着为未来更严重的崩溃创造条件。十多年来，每当增长乏力的迹象出现时，策略都是一样的：通过增加信贷来推迟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这一策略再次推到历史新高。为了应对大范围关闭经济的后果，资本家们只是简单地印刷钞票。这太过了，最终这种方法的可能性达到了极限，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回归”。

美国利率的急剧上升正从世界经济体系中吸走大量流动性。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说：“浪潮的上涨让所有船只…… 潮水退去时，才知道谁在裸泳。”在十五年的廉价资金之后，经济的巨大部分必定在“裸泳”。当最终结算时，结果必定是灾难性的。由于美国处于资本主义食物链的顶端，基本上控制着国际信贷条件，即使它成为危机的中心，也能利用其主导地位让世界其他地区为其后果买单。这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将特别具有毁灭性，其中许多国家已经陷入深重危机，如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黎巴嫩。但其后果将是全球性的，并必然对世界秩序造成进一步打击，包括那些美国今天认为是盟友的国家。

经济界的一大部分要么在撒谎，要么故意对世界经济的前景视而不见。某些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声称，高政府债务水平并无大碍，工人阶级从低利率和更多债务中获益比从当前的高利率政策中获益更多。这只是那些资产阶级成员的回声，他们希望再“踢一次皮球”，最好能撑过下次选举。事实上，所有的政策选择——无论是高债务、高通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被用来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根本的根本问题在于纸面上的资本与世界经济的实际生产能力之间的巨大失衡。没有任何金融魔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并以合理的方式重组经济。

对于右翼经济学家来说，解决办法是让自由市场发挥作用：接受将会有毁灭性的危机，让弱者死亡，强者愈强。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时代早已过去。世界经济由少数巨型垄断企业主导，这些企业与其他国家的垄断企业竞争。没有哪个国家愿意让其垄断企业倒闭。如果福特和通用破产，这不会复兴美国的自由企业，反而会加强丰田和大众的地位。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导致的不是自由市场，而是垄断。一方面，这反映了全球范围内集中计划生产的趋势。但另一方面，在帝国主义下，垄断阻碍了生产力的增长，导致衰退和寄生。

对于像经济学家迈克尔·哈德森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灵丹妙药是“混合经济”——资本主义与国家干预和监管的结合。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里，这在经济和政府圈子里被视为异端，但计划经济再次变得时髦起来。这并不是出于启蒙，而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需要支撑以避免破产并与中国竞争。虽然工人阶级可以通过阶级斗争从资本家那里争取到让步，但不可能通过调控来消除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体系的非理性和寄生性根植于资本积累的动态。政府本身不是那小撮资本金融家的对立力量，而是充当他们的执行委员会。当政府干预经济事务时，最终是为了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利益。

俄乌战争：对美国霸权的军事挑战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苏联解体以来对美国霸权的最大挑战。一个大国有信心如此直接地挑战美国——而且迄今为止已经成功——表明了真正的变化。这场战争与过去几十年的战争不同。它不是低级别的反叛乱战争，而是高强度的工业战争。其结果不仅将决定乌克兰的命运，还将对欧洲和国际上的力量平衡产生重大影响。

乌克兰战争的两个决定性角色是俄罗斯和美国。战争爆发的原因是几十年来北约东扩到俄罗斯认为是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并准备升级冲突，直到乌克兰进入其轨道或被击败。美国的立场更加复杂。乌克兰对美国来说战略价值不大，被视为欧洲的边缘地带。对于西方自由主义建制派来说，“保卫乌克兰”是关于捍卫自由世界秩序，即美国在任何地方随心所欲的权利。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胜利将是对美国的沉重打击。这将表明美国的弱点，对欧洲政治建制派造成破坏性影响，并对北约的未来提出质疑。鉴于这些高风险，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升级战争，向乌克兰提供越来越多的武器。俄罗斯的回应是号召部分动员，并正在摧毁乌克兰军队。虽然美国一直在推动升级，但它及其盟友尚未承诺通过转向战时经济或直接干预来决定性地击败俄罗斯军队。目前，这场战争仍是对乌克兰控制的区域冲突。

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在各地都将无产阶级引导到其统治阶级的利益上。但战争的社会后果每天都在播下反抗的种子。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干预这一日益加剧的矛盾以建立新的领导层来推进工人阶级在这场冲突中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基本的出发点必须是，帝国主义体系本身——今天被定义为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对乌克兰冲突负有责任。 结束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暴政符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在此基础上，全世界的工人才能团结起来，无论他们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美国人、中国人还是印度人。然而，这一总体观点的应用在各国根据具体考虑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俄罗斯工人必须明白，他们自己政府的胜利不会对帝国主义造成根本打击。它不会进一步使俄罗斯摆脱世界帝国主义，而是会使俄罗斯成为其在乌克兰的阶级兄弟姐妹的压迫者，为俄罗斯寡头的利益服务。无论它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什么短期打击，都不值得让俄罗斯成为乌克兰民族的压迫者。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之间的永久冲突只会加强该地区世界帝国主义的力量。通过俄罗斯和乌克兰工人反对各自统治阶级的共同革命战线，北约和欧盟将受到更大的打击，就像伟大的十月革命那样。把枪口对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寡头！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团结！

乌克兰工人必须明白，美国、欧盟和北约不是他们的盟友，而是利用乌克兰作为其利益的棋子，被榨干后丢弃。通过与帝国主义结盟，乌克兰的国家独立将无法得到保障，这意味着被华盛顿所奴役，并导致与俄罗斯的永久敌意。乌克兰工人还必须反对他们政府对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压迫。这样的捍卫俄罗斯少数民族的行为将比泽连斯基的计划更有力地削弱克里姆林宫的战争努力。边界问题和少数民族权利问题如果没有寡头和帝国主义者的反动阴谋，原本可以轻松且民主地解决。每天都越来越清楚的是，乌克兰工人在华盛顿的指挥下，为了华尔街的利益，被送往屠宰场。他们必须与俄罗斯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结束这种疯狂；否则将导致进一步的屠杀和压迫。为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车臣人和所有其他所有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而奋斗！

在西方，工人们被宣传轰炸，要求他们以为了北约在乌克兰的“民主圣战”的名义做出牺牲。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无产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和世界工人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反击那些在国内榨干他们的金融寄生虫和垄断企业。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清除那些忠于这些势力的工会和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的反动帮。这些劳工叛徒在国内的出卖行为与他们呼吁用北约的坦克和炸弹在国外建立“民主”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和平主义和中间派的沼泽地，这些叛徒早就消失了，他们嘴里挂着“和平”、“工会斗争”甚至“社会主义”，但却紧紧抓住战争贩子和自称是帝国主义仆从的人不放。一个反战运动只有排除掉工人运动中社会沙文主义的调和者，才有价值。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打倒欧盟和北约！为欧洲苏维埃合众国而奋斗！

越来越多的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工人将俄罗斯视为反帝国主义力量。这种错误的信念不会使他们摆脱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枷锁。普京不是反帝国主义者，也不会成为任何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盟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墨西哥的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南非的拉马福萨、印度的莫迪和中国的习近平对他表示同情或不公开敌对。对普京的支持让全球南方的工人产生了可以在没有革命斗争的情况下改善生活条件和摆脱帝国主义的幻想。一旦世界被压迫群众的反抗迹象出现，全球南方的反动领导人将会寻求今天他们所谴责的那些帝国主义者的帮助。真正的反帝国主义力量是乌克兰、俄罗斯和西方的工人。他们以及全世界的工人，只有通过反对所有的民族压迫，不论压迫来自于大国还是自身被压迫的国家，才能团结在共同的国际主义旗帜下。将帝国主义资产收归国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中国：斯大林的一条缚带还是无产阶级的一路

使中国在过去30年中得以发展繁荣的动态日益减弱的同时，中共对全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信念仍然没有动摇。习近平在2022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经济全球化是时代潮流。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动力助其前行，阻力促其强大。尽管出现了很多逆流、险滩，但经济全球化方向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世界各国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拆墙而不筑墙、开放而不隔绝、融合而不脱钩，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不幸的是，对中共来说，“多边贸易体系”的未来首先取决于美国的行动，而美国不能允许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它要么迫使世界其他国家作出让步，以支撑其高高在上的地位，要么在倒下时将整个大厦拖垮。

十多年来，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加剧。美国一直在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已经更明确的是：中国并未朝着自由民主迈进，而是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和军事竞争者。压力的增加促使中共加强对经济和政治异议的内部控制（如香港），并加强其军事地位。这反过来又导致美国进一步施压。这种加速发展的态势使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最高点，出现了公开军事冲突的威胁。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国际无产阶级有责任无条件地保卫中国。帝国主义者疯狂敌视中国，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集体化核心促成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这就是工人阶级必须捍卫的东西。然而，工人阶级依据的必须是自己的方法和目标，而不是寄生的中共官僚机构的方法和目标。

托洛茨基在谈到苏联时解释说，“真正保卫苏联的方法是削弱帝国主义的地位，和巩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人民的地位。”（《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这一战略——完全适用于今天的中国——迥异于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战略。中共首先谋求的是维持现状。首先，它试图通过依靠比尔·盖茨、伊隆·马斯克和杰米·迪蒙等美国资本家来恢复与美国的关系，而这些资本家正是压迫世界并试图主宰中国的那个阶级的代表。这些手法只能让美国工人更敌视中国，疏远中国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最大潜在盟友。至于全球南方的被压迫人民，中国共产党支持的不是他们的解放，而是与这些国家的精英们建立虚幻的联盟。一遇到困难，或者帝国主义提供更好的甜头的话，那些利己的骗子肯定会第一时间放弃中国。

中国官僚机构中有一些更好战的声音，把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保卫中国的最可靠方式。解放军技术和作战能力的提高当然是好事。然而，军事问题不能脱离政治，在这一领域，统治阶层的保守利益也会削弱中国。解放军国防战略的一个关键支柱是拒绝美国进入中国周边的所谓“第一岛链”。它试图通过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以及谋求对这些岛屿的军事控制来实现这一目标。但在任何冲突中，占有很多无人居住的小石头远远不如获得周边国家无产阶级的支持更具决定性。

真正把美日帝国主义赶出东海和南海的唯一途径是一个涵盖整个地区的工农反帝联盟。但是，中国共产党怀着其民族主义战略，并未尝试争取让菲律宾、日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工人加入其事业。相反，它只注重短期的军事优势，无视邻国的民族感情和内部阶级对立，从而迎合了帝国主义者的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

这一点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真实。台湾的工人在其资本主义阶级践踏下遭受了残酷的压迫。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并非鼓励他们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与帝国主义和当地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说服台湾的资产阶级自愿服从其统治，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中共承诺在其“一国两制”的政策下保持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行政管理。对工人来说，中国共产党带来的不是解放，而是对持续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支持和斯大林式的镇压铁蹄。毫不奇怪，这种“两败俱伤“的提议对赢得台湾民众支持统一没有什么作用。

中共的备选方案是直接军事干预，这虽然有可能成功重新统一台湾，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是如果招致当地工人阶级敌视的话。如果中共要走这条路，托洛茨基主义者会站在解放军一边，反对台湾资本家和帝国主义，但这么做的方法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战略而斗争。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破产的“一国两制”，争取通过革命手段实现重新统一，即通过反对台湾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和反对大陆官僚阶层的政治革命实现重新统一。这一战略将把中国的工人团结在一个共同的阶级和民族利益周围。它不仅会动摇美国和台湾资产阶级之间反共联盟的根基，而且会使中国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帝斗争的灯塔。

虽然今天中国共产党仍继续宣称忠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们不能指望这种情况会维持很久。一些与中国和外国资本家有联系的强大势力希望彻底消除国家控制，使中国再次向帝国主义掠夺开放。必须誓死抵抗这种结果！然而，统治阶层内部也有一些流派，在工人阶级不满的压力下，这些流派可以让党急剧左倾，镇压资本家，并从故纸堆中祭出传统毛泽东思想的反帝国主义和平均主义空话。但是，正如邓小平的市场改革一样，毛泽东在狂热群众动员基础上进行的平均主义自给自足尝试，无法克服全世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扼制。事实上，毛泽东政策的灾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带到了崩溃的边缘，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转向“改革开放”。

中共的朝令夕改只不过反映了寄生官僚阶层在孤立工人国家内谋求维持其特权地位的不同手段。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共提出了各种说法，与这些说法相反的是：社会主义不可能只在一个国家建立，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唯一出路是联合成一个建立在阶级独立、国际主义和世界革命等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党，并扫除那些自利的中共官僚。驱逐官僚!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

六、为革命领导权而战

随着世界进入新的历史危机时期，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被解除武装。各地工人阶级都被官僚和叛徒领导，这些领导人屡战屡败。面对巨大的挑战，锻造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领导层任务迫在眉睫。如何锻造这样的领导层？这是今天革命者面临的核心问题。未来几年不可避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将使群众反对其现有领导人，并为工人运动中的激进重组提供机会。但如果没有现有的革命干部拒绝过去30年的失败政策并正确提出今天的任务，这些机会就会被浪费。

列宁主义的核心经验

在《不断革命论》（1929年）中，托洛茨基写道：“争取无产阶级独立的政党构成了列宁一生的主要内容。”正是这一列宁主义的核心概念，被每一波新的修正主义浪潮所否认。虽然这些修正主义根据时代的主要压力具有不同的形态，但修正主义在根本上总是将无产阶级的利益从属于外来阶级的利益。

列宁的先锋党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成熟起来，当时第二国际的政党，尽管宣誓反对战争，却绝大多数爱国地支持自己的政府。在战争期间的著作中，列宁展示了这种历史性背叛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由前一时期帝国主义崛起所培育和根植的。少数大国对数百万人的剥削产生了超额利润，这些利润被用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这一阶层在其习惯、意识形态和目标上与资产阶级结盟，反对工人阶级的利益。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全面投降表明，工人运动中的亲资本主义趋势不仅变得主导，还使曾经的国际革命派大多数陷入瘫痪或被拉拢。

列宁从这一经验中得出结论，与工人运动中的亲资本主义元素团结意味着在政治上从属于资产阶级本身，并必然背叛社会主义斗争。他的大部分批判针对工人运动中的中派分子，他们并未公开否认社会主义原则，但却不惜一切代价与工人阶级的公开叛徒保持团结。列宁坚持认为，中间派是建立能够引领群众走向革命的党的主要障碍。这一教训对于俄罗斯十月革命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在德国未能及时吸取这一教训，导致1919年斯巴达克起义的失败。在战争和革命的废墟中，第三国际成立，它的成立原则是，任何声称为革命而斗争的政党都必须在政治和组织上与工人运动中亲资本主义和中间派决裂。

随着战后革命浪潮的消退，出现了资本主义稳定化时期，使苏联在世界舞台上孤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主义出现，拒绝了列宁主义的基本组成部分——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斯大林不再依靠国际工人阶级扩大革命来保卫苏联，而是越来越依赖其他阶级力量。无论是富农、中国的国民党、英国工会官僚还是帝国主义者本身，斯大林达成的协议都是牺牲工人阶级的长期利益以换取所谓的短期优势。这不仅没有增强苏联的实力，反而导致一次又一次的血腥灾难，削弱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地位。

托洛茨基为左翼反对派和新的第四国际的斗争，正是列宁主义的延续，因为它致力于建立一个国际先锋党，以对抗工人运动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趋势。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内的许多干部被杀害，导致了在二战浩劫后出现的革命机遇中的政治迷失和失败。结果是斯大林主义和世界帝国主义的加强。这些历史性的失败以及自那时以来重铸第四国际的失败，导致了进一步的灾难性挫折，直至苏联本身的毁灭。

后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向自由主义投降

在苏联反革命时期，自称继承托洛茨基主义衣钵的力量大多袖手旁观，甚至积极欢呼十月革命的剩余成果被摧毁。我们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 ICL）独自坚守托洛茨基的纲领，捍卫苏联并主张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政治革命。尽管规模微小且存在政治上的弱点（参见关于不断革命的文件），ICL在这一时代的决定性考验面前坚守战壕。但其弱小和孤立无援，充分反映出革命左翼在新历史时期初期的悲惨状况。

苏联解体的后果对于所有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世界迅速转向右派——不是走向波拿巴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而是走向自由主义——这对许多组织产生了很大压力，并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出现了取消主义的倾向。面对世界局势的这种转变，任务是基于最近无产阶级失败的教训，在政治上反对自由主义，缓慢而耐心地重建革命工人阶级先锋队。虽然ICL能够解释苏联的崩溃，但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左翼一样，它拒绝建立自由主义的革命替代方案（见《ICL的后苏联修正主义》）。

通过适应自由主义而不是努力开辟一条独立的工人阶级道路，“马克思主义”左翼在面对新时期的稳定和相对繁荣时失去了方向。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它诉诸危机炒作和指出帝国主义具体的暴行或反动政策，以“证明”帝国主义仍然具有反动性。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不谋而合。自由主义在通过金融资本扩张实现“和平”剥削的背景下，并不觉得对试图遏制战争和种族主义等“过度行为”的批评有任何问题。

后苏联时期的战争、紧缩政策以及民族和种族压迫当然成为工人和青年反抗的理由。但要使这种反抗具有革命性质，就必须揭露主导这些斗争的自由主义领导层是如何成为推进这些斗争的障碍的。必须加剧合法反抗情绪与自由主义者对导致这些祸害的制度忠诚之间的矛盾。任务是将这些运动同自由主义领导层中决裂。然而，没有一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将此视为当前的任务。相反，这些“革命者”附和每一波对现状的自由主义反对浪潮，给这些资产阶级运动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马克思主义色彩。。

更右倾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放弃了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伪装，建立了新自由主义的左翼，无论是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和巴西劳工党（PT）。法国的曼德尔派——声称是第四国际的继承者——解散了他们的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取而代之的是模糊不清的新反资本主义党（Nouveau Parti anticapitaliste），其宣称的目标不再是工人阶级革命，而仅仅是创建一个“温和社会自由主义的战略替代品”（丹尼尔·本赛德）。其他一些组织则退回到最糟糕的宗派主义中。诺斯派（以世界社会主义网站闻名）声称，在全球化时代，工会“根本无法认真挑战国际化的公司”，因此已经完全反动。尽管他们的言辞激进，这种反工会的立场实际上只是让工会中的自由主义领导层继续不受挑战。

更为中间的团体，如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CL）和国际主义团体（Internationalist Group, IG），继续宣称需要革命领导并“与改良主义决裂”，但完全抽象化了与自由主义决裂的需要，这是在新时期中凝聚革命政党的主要政治任务。不可避免的是，ICL和IG对其他左翼（以及彼此）的论战基于永恒的原则和抽象的术语，而不是沿着革命路线指导阶级斗争。

经过30年对自由主义的迷失和屈服，其结果不言自明。如今，随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那些自称为革命奋斗的组织分裂、虚弱且僵化（无论是字面上还是比喻上），几乎对工人阶级斗争的进程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依然停留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未能成功的模式中。

为今日的第四国际而战

当今的革命斗争必须建立在对时代关键特征的正确理解之上。美国帝国主义仍然是主导力量，它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继续定义全球政治。挑战它的不是敌对帝国主义强国的积极崛起，而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和军事权重上的相对减弱，这对中国——一个畸形的工人国家——和具有一定自主权但依然依赖并受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地区强国有利。当前的动态表明，全球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性增加，地区冲突（如乌克兰、台湾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全球影响。世界秩序面临的压力迅速上升，各国的内部压力也在增加。

美国帝国主义恢复主动权的最明显方法是对中国造成毁灭性打击。中共官僚通过在世界帝国主义、日益增长的资本家阶级和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平衡，滋生了中国内部的巨大矛盾。后苏联秩序平衡的衰落将加剧这些矛盾。特别是在面对内部动荡时（如对中国共产党严酷封控的抗议），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力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牢固。随着经济条件不仅停滞而且开始恶化，工人阶级不会保持被动。中国资本家也不会被动接受被官僚压榨。最终，中国要么像苏联一样沦陷于反革命，要么无产阶级起义，扫除官僚，通过政治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何时决定这是无法预测的。任何摊牌必然会由官僚的暴力手段所先导，对反革命分子和工人阶级的不满进行镇压。革命者对中国的任务是捍卫1949年革命的成果，反对反革命和帝国主义侵略，同时揭示官僚是如何在每一个转折点通过背叛国际革命来破坏这些成果的。

美国及其帝国主义盟友为维持对世界秩序的控制，将给自己的人民带来越来越高的社会成本。帝国主义强国的社会结构已经从内部开始腐烂。随着生活水平的下降，通过廉价信贷、垄断利润和投机泡沫维持的平衡不再可持续。许多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法国的情况最为爆炸性，但即便是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也出现了工会斗争的上升趋势。

虽然这些斗争的第一波浪潮正在被击败，但工会底层的压力只会上升。 越来越清楚的是，工人阶级面临的任何问题都不能通过对现状的姑息性调整来解决。 这将更加迫切地需要一个能够领导工人阶级走上革命斗争道路的工会领导层。 阻碍这一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所谓的“革命者”，他们支持稍微偏左但亲资本主义的工会领导人，而不是根据革命计划建立反对派。 只有与这种中间派作斗争，才有可能使工会脱离目前的亲资本主义领导层。

随着威胁的积累，自由主义变得越来越狂热和歇斯底里。这反映了自由派小资产阶级在绝望地坚持现状，但也反映了在面对日益增长的右翼反动时被压迫者的合理恐惧。西方的革命者必须明白，要对抗日益增长的反动，有必要打破束缚在移民、少数族裔、女性和其他性别被压迫者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对其纲领中某些孤立元素（如警察改革或向国家呼吁干预）进行听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不够的。只有在实践中展示自由主义如何直接阻碍被压迫者的斗争，其对群众的控制才能被打破。这不能从旁观者的角度完成，必须在斗争中，通过对资本主义暴政的每一次表现提供阶级斗争的回应来完成。

世界秩序的震荡将最严重地打击金字塔底部的国家。不久前，美好生活的前景似乎还有可能，但现在对数亿人来说，这种希望正在消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工人阶级代表了资本主义的最大危险。南方国家的民众越来越多地摆脱了与世隔绝的村庄，走向城市化、识字并与世界相连。他们在世界生产中日益增长的作用赋予了他们巨大的力量，但他们唯一的前景是进一步贫困。正是这种被剥夺权利者的巨大力量推动了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这些国家的弱小资本家阶级必须在两个压力之间找到平衡：一是来自下层威胁将他们消灭的压力，二是来自控制国际资本流动的帝国主义金主的压力。左翼的煽动和宗教的蒙昧主义迄今证明在抑制社会不满方面是有效的。但当这失败时，军事独裁将会到来。

在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中，争取从大国的控制中解放民族并解决其他最基本的民主任务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这些斗争的加剧，每一步都会证明民族资产阶级扮演了背叛的角色，他们在私有财产的祭坛上牺牲了民族解放和工人阶级及农民的解放。革命者必须参与斗争，并在每一步中展示，只有工人阶级站在所有被压迫者的前列，才能实现解放。

在任何情况下，反对专制或蒙昧主义政府的斗争都不能成为做出任何让步或与亲帝国主义的自由现代化替代方案结盟的理由。这只会加强反动势力，同时将民主改革的力量与帝国主义绑在一起。在那些资产阶级以左翼“反帝国主义”色彩自居的国家，有必要通过推进反帝国主义斗争来揭露他们虚伪的谎言。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宣扬革命是最无效和适得其反的行为。必须捍卫任何打击帝国主义利益的改革，但这绝不应成为支持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的理由。工人阶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其独立性，始终明确表示，它是以自己的方法和目标，即革命的阶级斗争，来对抗帝国主义。

今天，为国际革命而战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 基于明确的纲领和前景的重组至关重要。 我们提供当前文件，作为对第四国际重建和重组力量进程的贡献。ICL深陷内部争议和政治迷失的泥潭，但它坚信，其已启动的整合进程将使其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动荡和冲突时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托洛茨基所解释的那样：

“最初阶段非常困难且充满折磨的结晶过程将在未来呈现出猛烈而迅速的特性......巨大的冲突席卷了半途而废的人为的事物，另一方面为一切可行的事物提供了力量。 战争只为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两种趋势留出了余地：不停地背叛社会爱国主义和大胆而有能力走向终结的革命性国际主义。正因为如此， 中间派害怕即将发生的事件，才会对第四国际进行激烈的斗争。他们有自己的道理：在大动乱的后方，只有那个不仅清除了其队伍中的宗派主义者，而且系统地对他们进行了摒除意识形态的摇摆性和自身精神的懦弱性的训练的组织才能生存和发展。”

向着重铸第四国际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目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