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等死，就会死

下列备忘录由启民同志起草，并经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国际执行委员会四月全体会议通过。

从爱丽舍宫的自由派到中南海的斯大林主义者，反特朗普的愤怒临时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面对这位“关税狂人”，习近平政权高调宣称将会“奉陪到底”。但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场斗争，其目的实则是为了维护其整个经济增长模式。而这一模式，却是依赖并屈从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之基础上的。正如马丁·沃尔夫在《金融时报》（4月1日）中所指出的：“在当今世界，美国是一股革命性力量——更准确地说，是一股反动的力量，而所谓的共产主义中国，却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力量。”的确，中国迅速实施的反制关税，目的正是为了保卫正在衰败的全球自由主义秩序。

在所谓的“解放日”之后，中共所活在的幻想世界暴露无遗：他们幻想特朗普制造的乱局将逐渐而和平地把其他国家推入中国的怀抱。短期内或许会有一些国家在外交场合上发出支持中国的声音，甚至更加接近中国的轨道。但特朗普的帝国主义打压最终将迫使绝大多数受美国支配的国家向他打算构建的反华联盟俯首称臣。

左翼中有两种常见观点：一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崛起为新的帝国主义强国，另一种则把它看作反帝斗争的先锋。但这两种看法都犯了同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假设中国共产党有意推翻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但问题在于，中国统治集团的本质特征，乃是保守的官僚主义。帝国主义的压力确实迫使中共以其独特的、畸形的方式保卫这个工人国家，但它的总体目标并不是打破或取代美国的世界秩序，而是固守在“世界第二”的位置。

用葛兰西的话来说，旧世界垂死，新世界未生，于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浮现。当下正是如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瓦解，出现了权力真空，而中共那群年近古稀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却无意填补它。他们拒绝为推动建立全球社会主义秩序而斗争，使得中国及整个全球南方更深陷于动荡与危机之中。今天，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构成对美帝国体系的实际替代力量。也正因如此，尽管美国本土工业正在腐烂，世界其他国家仍不得不继续屈从于华盛顿与华尔街的法令。

中国过去那种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发展模式，随着特朗普集团加速瓦解全球化，已经难以为继。无论习近平再召集多少亿万富豪进京磋商，帝国主义国家如今都下定决心要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便这意味着他们也将失去继续压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机会。而中共在做什么？依然沿着那条以出口为中心的老路狂奔，导致工人和青年被迫接受工资削减与失业率暴涨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主要依赖美元进行国际贸易，使其经济被华尔街和美联储“挟持”为人质。由于官僚内部为了蝇头小利争权夺势，导致经济中的巨大失衡长期得不到解决，工厂工人被拖欠工资数月之久。同时，他们为了取悦帝国主义，允许国内资本家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基本民生领域攫取巨额利润。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重申了中共的教条：“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新华社，2月24日）。这是一种客观主义史观，认为全球分工与生产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自然扩展。繁荣与和平被假定为这种理性结构的自然结果。而中共所否认的是，美国霸权曾是全球经济扩张的基本前提，而该霸权依赖于美国军舰对全球海洋的控制。中共的这种观点掩盖了这样一个现实：帝国主义的衰落阻碍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国际化。从而，中共也拒绝了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中共拒不承认全球化是由美国主导的这一现实。这对中国战略判断造成了严重后果。例如，中共至今仍执迷于一种幻想，认为欧盟能够成为一个地缘政治上的自主极。中共寄希望于通过与欧洲大陆的贸易来缓解美国加征关税带来的经济困境——仿佛欧洲并不依赖美国，且并未与之结盟似的。实际上，一旦经济衰退，欧洲的所谓“大国”仍需依赖美国的救助，而它们的军队如果缺少美国支援，甚至无法持续作战超过数周。此外，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并不希望看到一个工人国家成为替代性秩序的缔造者（事实上，全球南方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同样不愿意）。

中共对现存世界秩序之所以抱有和平主义幻想，正是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习近平帮派的目标，是维护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国家控制的经济体制之上的寄生统治。由于缺乏以阶级斗争为指引的行动纲领，并宣扬“一国社会主义”，这一官僚集团只能寻求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妥协。即使在被迫卷入对抗时，他们狭隘的民族立场也只会引向以牺牲全球反帝斗争为代价来与帝国主义势力达成交易。归根结底，在未将国际社会主义纳入其战略视野的前提下，他们所能依赖的唯有“和平共处”的幻想。而问题的核心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并不认为可以与一个工人国家实现和平共处。

毫无疑问，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正在被迫采取与美帝国主义更为对抗的姿态。但驱动他们这样做的，是对自身特权的保护。这种“左转”，将以一种压制性的、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从而削弱对工人国家的保卫。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不会将中国的工农群众视为必须监管与控制的潜在敌人，而是应致力于释放群众的革命潜力，成为反帝斗争的力量。

缺乏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的战略视野，中国将面临孤立。而民族主义的毛派却认为，这无关紧要，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不同于“大跃进”时期那个科技落后的中国。但即便是军事力量可与美国抗衡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也未能冲破帝国主义的包围。从勃列日涅夫的苏联到习近平的中国，在缺乏苏维埃民主指导的计划下，官僚命令体系必然扼杀科技进步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使在今天，中共推动生产自动化的计划也正在威胁着数以百万计制造业工人的生计。

现状已经难以维系。对抗帝国主义势力，必然也意味着必须打击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这一过程本身可能在中共官僚体系内部引发爆炸性危机，因为许多官僚与资产阶级有着物质上的利益勾结。要彻底改变路线，也势必引发剧烈的震荡，进而激起大规模群众性动荡的幽灵。归根结底，无论中共斯大林主义者以何种面貌示人，都无法为中国指明出路。对于一个遭到围困的工人国家来说，唯一出路是采取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这是苏联解体所带来的惨痛教训。中国最终面临的选择，只有两条道路：要么政治革命，要么社会反革命。斯大林主义的自给自足政策只不过是在延缓这一不可避免的选择而已。

世界冲突

今天，中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国，其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32倍。然而，与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相比，中国对全球事务的实际影响力却很小。世界主要冲突地区看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身影。

北约指责中国通过“军民两用”技术援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事实上，中国没有向俄方提供过哪怕一发子弹或炮弹。中国确实趁着俄罗斯被西方制裁之机，以低价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并向莫斯科大量出口汽车），在经济上支撑了俄罗斯。但贸易并不等同于直接军事援助，而美国却为泽连斯基的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事支持。正如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在就战争进程发表意见时所说：“如果中国真的向俄罗斯提供了军事补给，战场局势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un.china-mission.gov.cn，1月16日）

加沙的种族灭绝屠杀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与当年苏联向巴勒斯坦人提供军事援助不同，今天哈马斯或真主党手中并没有解放军的导弹。相反，中国仅仅发出呼吁，要求恢复所谓的“国际法”。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置身事外，证伪了两种相反的说法：一种是将中国描绘为帝国主义国家，另一种是将中共描绘为反帝力量。如果这两种说法有其一成立，中国早该强势介入以打击美国了。在革命国际主义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致力于与全球南方的工人和被压迫者结成反帝同盟。设想一下：巴勒斯坦战士操纵东风导弹，遥控无人机集群，在中东把帝国主义势力打得落花流水，这不仅能推进他们自身的解放斗争，也将削弱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在第一岛链的军事扩张来扼杀中国的能力。

台湾

再来说台湾。帝国主义者已经做出了无数关于台海战争时间与方式的预测。对美国来说，台湾是一颗无法轻易放弃的棋子。军事上，台湾是大陆沿岸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经济上，台湾是全球大部分先进半导体的生产地。更重要的是，台湾具有巨大的政治用途：既可以作为“中国自由民主”的样板，用来攻击斯大林主义者，又可以作为一个陷阱，诱使解放军出兵，从而可能击碎脆弱的中共官僚体制，为反革命开辟道路。

至于中共，只要他们仍希望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中发展中国经济，就不愿意在台湾问题上越过红线。但如果北京被踢出美国秩序之外（无论中共是否情愿），那么台海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严重的经济下滑同样可能使战争成为政权眼中一个优选方案。然而，如果按照“一国两制”的框架进行武力统一，则意味着用一个疏远工人阶级、保留资本主义的纲领去征服台湾，这必然加剧岛上群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对情绪。相反，托洛茨基主义者主张通过革命统一，将社会革命扩展到台湾，扩大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同时在大陆发起政治革命，使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

随着特朗普式好战政策的推进，台湾的走狗资产阶级也在加码挑衅，比如驱逐统派的网红，并同意在美国本土建设多座台积电芯片工厂。台湾的工人群众显然害怕战争，因此倾向于希望维持现状。然而，现状正被岛上的帝国主义主子亲手撕碎。这使得反对美帝国主义成为燃眉之急——而这既不能由台湾的资本主义政党领导，也不能由希望保留资本主义、试图与岛上资产阶级结盟的斯大林主义者领导。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反对美国霸权，才能真正动员广大劳动群众。这也将是保障台海和平最有效的方法——赶走美帝，解放军武力攻台的理由也就随之削减了。

全球贸易

中共的整个发展战略始终建立在出口基础之上——无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耐克鞋，还是今天的国产电动车。这种战略意味着通过美元体系融入并参与全球贸易。数十年来，中国出口商赚取的美元不断被回流到美国财政部，通过榨取中国工人阶级的血汗，支撑起了美国以债务为驱动的经济扩张。同时，这也使得美国资本家得以掏空本国工业、削弱美国无产阶级——而生活水平并未同步崩溃。

与习近平所声称的不同，中美贸易从来不是“互利共赢”。在中国，大量经济资源被投入到出口领域，而非国内消费，致使九亿人每月收入在不足三千元人民币的水平上。即使转向高科技产品，这种模式的持续深化仍意味着，中国经济比美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关税的打击。

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官僚集团有意识地试图摆脱对美元的依赖，由此提出了“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中国不再购买更多美债，转而使用美元在海外建设基础设施，并推动他国以人民币进行贸易。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在政治和经济上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这种做法实际上只是增加了几个步骤的美元交易而已。

国家对人民币的控制，虽然是中国保护自身经济的重要工具，但也意味着以人民币在国际上进行贸易，本质上仍是双边易货式交易。为了维持出口畅通并确保中国在美国主导的秩序中充当稳定因素，人民币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元挂钩。事实上，尽管金砖国家大谈“去美元化”，但它们的货币体系依然依赖美元。人民共和国真正需要建立的，是一种以真实价值（如黄金）为支撑、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从而实现全球流通。为了防止潜在的资本外逃，必须将国内资本家的财富在工人阶级控制下予以剥夺。只有建立以国际无产阶级利益为基础、并使全球贸易脱离美元体系的替代性世界贸易体系，才能直接削弱美国霸权。

要与美国霸权实现这样的决裂，就必须击败中共官僚集团推行的“一国社会主义”纲领。我们要提出的，并不是要回到毛主义时期那种自给自足的贫困状态，而是要为推动社会革命的国际扩展而斗争。这里我们所说的并不是要求中国必须以军事手段输出革命，而是指中国的贸易政策和对外政策应当服务于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才是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佳方式。

但现实与此相反，许多“一带一路”项目是通过输送外派中国工人来建设的，往往损害了当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在没有完全排除本地工人的“一带一路”海外项目中，中方也打压工会的建立。这激化了全球南方国家中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这些国家的工人难以理解保卫中国如何符合其自身利益。

发展规划应当以全球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导向制定。当前，中国的大规模出口正在引发全球南方国家的去工业化。数千名南非钢铁工人正面临裁员威胁，这不仅是因为美国关税威胁，也是中国产能过剩所造成的。正确的解决方案应是，在两国工人共同控制下确定生产配额。中国制造业走向海外时，不应排斥当地工人，而应保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之下，并在有工会组织保障的条件下雇佣工人。向这些工人支付能够维持生活的工资，将彻底打破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模式（他们的常规做法就是支付极低的饥饿工资），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数以百万计坚定的捍卫者。

如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掌握领导权，中国海外工厂的工人会接受政治培训，目的是培养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精神。随着帝国主义者试图将中国排挤出全球南方，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那些摇摆不定、软弱无能的本地资产阶级来保卫自身在海外的工厂。此外，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不仅能使数十亿人摆脱贫困，也将提升中国国内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标准。

经济停滞

中国社会中的强烈危机感源自于，这个政权正在加倍推行旧的经济模式，而同时美国却在把这个模式逼下悬崖。这也解释了中共中央内部愈演愈烈的像“抢凳子”游戏般频繁的走马换将，国防、农业和科技等部门的部长们纷纷遭到“纪律处分”。而且，全球经济衰退会给美帝国主义提供大规模加码对华制裁的良机。切断从中国的廉价产品进口，正是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西方推进“再工业化”战略彼此呼应的配套举措。

全球经济若大幅放缓，将对中国造成巨大冲击。但官僚集团无法承受数百万工人失业的后果——那可能引发另一次类似1989年天安门的政治危机。为了维持就业，经济很可能被维持在一种类似僵尸般的状态：一些没有效益的工厂将被强行运转。正如那句经典的苏联笑话所说：“他们假装付工资，我们假装工作”（只不过在中国，这是每周假装工作72个小时）。即便在当前建筑行业大幅萎缩的情况下，生产低质量钢材的国企依然被勉强维持运转。这种类似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将使中国在与西方的技术竞赛中被远远甩在后面。实际上，这种现象在疲软的房地产领域已经出现——在那里，房价之所以被稳定，是因为国有地产公司正在持续买入土地——来自谁呢？来自......国家自己资助的土地拍卖会。年轻人已经开始用“历史的垃圾时间”来形容如今的政权状态。

经济越来越依赖国家部门。外资投资急剧下滑，而海量的国家信贷则被投入到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车工厂的建设中。毫无疑问，这其中包含了极其进步的因素。大规模电气化与自动化，可带来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并迅速缩短劳动时间。如果资源可以集中投入到满足社会需求上，将能够攻克医疗、教育，乃至日益严峻的养老这“三座大山”。

然而，中国共产党寄生集团的统治却扭曲了经济计划体制，阻碍了工人阶级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大量太阳能发电厂建成后却多年未能接入电网，而小官僚们更偏好建造能烧本地煤炭的发电厂。每年可以生产两千万辆电动汽车，但普通工人却几乎买不起一辆。国家经济必须置于工人政权之下，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非继续服务于官僚集团。

官僚特权阶层通过消除或篡改经济数据，扼杀了自身的计划能力。这场对统计工作的“大清洗”，正是为了让各级投机分子可以伪造数据、骗取升迁、并掩盖被他们中饱私囊的生产成果。与此同时，北京仍然要求维持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统治权威与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这就导致，为了完成一个GDP指标，整个社会不得不继续维持严重的产能过剩与浪费性生产。出口导向型投资的节奏必须放缓；而现有的过剩产能，应当转向其他社会必需品的生产，并且大幅降低商品价格，让工人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若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挺过美帝国主义世界秩序的瓦解，就必须彻底清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过去四十年来，这种与魔鬼的交易表面上看似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实际上却支撑了美国日益衰落的霸权体系，使帝国主义者能够通过奴役世界无产阶级入不敷出却照样挥霍。如今，华盛顿的魔鬼们正在撕毁这份交易。然而，北京的官僚们却顽固地相信，他们那种“什么都不做”的等死策略正在取得胜利（!!）。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经济远比美帝国主义更容易被绞杀，而不是相反。革命者的任务，是要通过在世界舞台上壮大社会主义斗争力量，使新中国在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尽可能减少其脆弱性。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