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或是反帝斗争：中国青年往何处去？

“躺平”已经成为中国青年中普遍存在的幻灭情绪中最尖锐的表达之一。该词形容的是他们选择从激烈的升学竞争和残酷的劳动环境中退出。面对学校、工作、住房和家庭生活中无休止的压力，许多年轻人已不再相信加倍努力奋斗就会换来更好的未来。这不只是单纯的倦怠；它标志着心态的转变。

从外部看，这似乎有些矛盾。中国并不是一个失败的社会，而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青年能够“躺平”，而不是必须为了最基本的生存而挣扎，这个事实本身体现了1949年革命以来所取得的物质成果。但真正改变青年心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代作出的那套承诺的破灭。几十年来，学生和青年工人接受学校和产业中的残酷条件，是因为他们期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如今，这个前景已经十分暗淡。

受到新冠疫情和中共严厉封控政策的冲击，中国的经济增速在2020年降至2.3%，在2022年降至3.1%，远低于之前的水平。虽然经济增长后来有所反弹，生活水平和就业前景也没有跟上国家科技发展的步伐。许多青年感受到的不是信心的重燃，而是前路的受阻：虽然中国仍在前进，但他们自己的前景却被债务和经济停滞限制。

这一转变与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的急剧上升同时发生。过去，美国统治阶级相信，中国融入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最终必然导致中共和工人国家的崩溃。结果，中国却成为一个必须被遏制的战略对手。华盛顿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提高关税、加强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先进半导体及相关技术。

而根本问题在于，中共并没有一个战胜帝国主义的战略。它试图确保中国不再遭受另一次“百年国耻”的方式，就只是拼命保卫自由贸易体系。尽管中国在自由贸易体系内部实现的大规模工业增长，确实给它带来了一些筹码，但这也付出了难以承受的社会代价：非人的工作时长、血汗工厂的恶劣环境、被压低的消费以及残酷的竞争。现在，随着特朗普挥斧砍向新自由主义秩序，中国青年的前景正在变得更加暗淡。

这就是理解当今中国青年压迫问题的框架。中共官僚集团试图保卫工人国家，同时又惧怕动员中国无产阶级去反抗帝国主义支配，因为这会威胁到它自身的特权。当前青年中的失望和绝望心态，反映出中共的路线正在通向死胡同。要扭转这一局面，他们需要一种将中国和国际上的被剥削、被压迫群众团结起来，投入反帝斗争的前景。这正是我们分析当今中国青年若干关键问题的出发点。

高考：官僚的筛选机器

谈论中国青年所面对的压迫性条件，不能不从教育谈起。这个体系的顶点就是高考。高中生参加这场考试，以决定自己在大学名额争夺中的位置。

高考于1977年恢复，取代了毛泽东时期在高等教育中优先录取工农兵的政策。在邓小平时期，这一改变被宣传为是为了培养技术专家，以帮助中国追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纸面上，高考像是一种有计划的、择优录取的方式，用来发展工人国家。但现实中，它的框架制造了围绕顶尖大学名额的地狱般竞争，并使那些最有能力为子女准备高考的家庭受益。因此，这一制度加深了社会和地区不平等。

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户口制度，它规定了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条件。户口把教育机会同一个人的登记出生地绑定，而非同实际居住和学习地点绑定，实际上把人口划分成农村和城市等级。即使纸面上承诺平等入学，那些最好的学校也会偏向城市户口持有者和拥有稳定住房的家庭，而农民工子女则被挤进经费不足的学校，或被迫回到原籍县城。最好的学校吸引较富裕的家庭购买特定学区住房，将工人阶级家庭排挤出去，并进一步加深社会分化。

这种表面上看似是有序的学校管理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方式，实则是从童年开始配给人生机会的手段。职业教育轨道中，这种分流表现得尤其赤裸。数百万学生被迫放弃学术轨道（例如江苏省的分流线将约一半考生排除在普通学术路线之外），并被分流到职高和技校。国家把这种模式赞美为“多元成才道路”。现实中，这些学校大量吸收农村和工人阶级青年，但往往既不能提供扎实的普通教育，也不能提供有意义的技能训练。很多时候，很多的所谓“实习”只是输送廉价劳动力的管道。无论一个人早早被推入职业学校，还是撑到最后面对高考，教育的组织方式都是分配稀缺文凭，并把青年分流进几乎终身固定的社会层级。

高考是这一体系最精密的形式。虽然它在省内形式上标准化，进入顶尖大学的机会却在很大程度上由省级名额、家庭资源和地区特权决定。问题并不只在于这一体系严酷或不透明。更深层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未来过早地被决定，因为家庭背景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准备程度、信心和回旋余地。官僚集团把这呈现为“择优录取”，但这种“择优”实际上是一种被管理的竞争，其结果早在高考之前就已经被深刻塑造。

这就是为什么去年的江油事件意义远远超出了某一起学校丑闻。三名少女殴打并羞辱一名14岁同学的视频在网上疯狂传播后，公众愤怒迅速扩散，尤其是在施暴者据称吹嘘自己的父母“有关系”、会保护她们之后。接下来的事暴露了官僚集团治理方式的缩影。所谓案件正在“依法处理”的承诺，在抗议扩大后迅速让位于镇压：防暴警察、逮捕和网络压制。更深层的问题不是校园暴力，而是人们普遍感受到，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种教育和政治秩序之中——它滋生羞辱，袒护特权，并把人们的愤怒视为对稳定的威胁。

官僚式改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2021年的“双减”政策针对的确实是真实的不满：过量作业、补习班和军备竞赛式的课外辅导。但这些只是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滋生的社会不平等巨大创口上的创可贴。只要这场竞争的利害不变，它就会继续制造激励，促使有钱的官僚和资本家聘请私教，或寻找其他钻空子的办法。

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的提议不是要精细调整这台机器。真正需要的是把教育从官僚手中夺回，使其服从劳动人民的民主需要。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将精英学校和普通学校资源均等化，保障产业工人和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将学术培训与技术培训相结合，来削弱出身和过早分流对人生命运的支配。

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应当发展人的全面潜能，而不该把青年锁进由家庭背景、户口和其他官僚措施指定的命运中。青年越是看到这个体系歧视他们，他们就越不会觉得自己同保卫新中国有利害关系。但如果他们和整个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反抗不平等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将是对工人国家最好的保卫。

从铁饭碗到零工经济

近年来飙升的青年失业率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不平等和资源稀缺的问题。对许多青年而言，工厂工作不再被视为通往稳定未来的途径，而是疲惫、无保障、回报和保护极少的劳动。教育体系通过鼓吹白领救赎神话——努力学习，逃离车间，获得办公室工作——强化了对工厂工作的偏见。随着经济遭遇强劲逆风，稳定的白领职位本身也日益受限。

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扩张并没有消除就业瓶颈；它只是拓宽了进入瓶颈的入口。去年官方城镇失业率为5.2%，青年失业率则在8月达到18.9%的峰值。这也是“灵活就业”和零工劳动迅速膨胀的原因之一。官方数字显示，短期就业者有2亿人，而零工劳动者，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约有8400万人。零工部门已经成为吸收那些在生产技术升级中被挤到一边、同时又被越来越高的就业文凭门槛排除在外的人的方式。

这一局面提出了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在一个由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诞生的社会中，为什么做产业工人还不够好？为什么通向体面生活的道路看起来只能是加入官僚机构，或拼命爬上企业阶梯，而广大青年则在糟糕的工厂工作、失业和不稳定的服务业劳动之间徘徊？

答案在于中共的发展战略。这个政权力图保持中国的竞争力，使其能够抵御外敌，同时又压制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并接受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因此，它把资源投入技术升级和“全产业链”，也就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网络，同时扶持那些不盈利但持续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对工人来说，这意味着残酷的超长工时，而工资和社会保障落后于工业发展。青年感受到的绝望，正是一个贬低劳动价值、减少获得体面的白领工作机会的官僚结构的结果。

家，即是债务所在

近年来，中国青年关于家庭和婚姻最有揭示力的梗之一，是“力工思维”。表面上看，这个词嘲笑的是某种蓝领男性：他多年苦熬，攒下每一块钱，然后把所有积蓄投入房子首付、彩礼和婚礼，希望一次性“锁定”一个妻子。“力工梭哈定律”的变体则开玩笑说，这类男性像打扑克时把所有筹码推上桌一样，把自己的一切都押在妻子身上。在西方，一些年轻男性把无法组建家庭的绝望扭曲成反动的黑丸思想和非自愿独身者式的厌女情绪，而没有去批判制造这一处境的制度。

“力工思维”这个梗捕捉到的并非单纯对工人的蔑视。它是一种苦涩的认识：婚姻和家庭已经变成由房贷、彩礼债务、育儿和养老构成的无期徒刑，而这些负担最沉重地压在最缺乏保障的人身上。当年轻男性嘲笑“力工思维”，年轻女性又反感自己被放进这个剧本中充当“投资目标”时，双方都表达了一个真实情况：家庭已经从庇护所变成了高风险金融项目。

托洛茨基在《日常生活问题》中谈到苏联时指出，在稀缺条件下，家庭被迫充当一个小型私有福利机构，承担本应由社会主义社会集体承担的任务。在今天的中国，这种逻辑被复刻了出来：中共一边赞美家庭责任，一边拒绝建设足够的社会住房、托儿所、食堂和养老设施，使这些口号实际上只剩下道德绑架。

中国官僚集团把住房当成投机资产和政府收入来源，同时普遍存在一种强烈的观念，认为情侣，尤其是男方，必须在婚前买房。在大城市里，房子的价值不只和面积有关，也和学区位置有关。因此，所谓“正确的”房子被要求产生双重回报：既是居住空间，又是未来孩子进入优质公立学校的入场券。由于养老金和福利仍然残缺不全，所以父母仍然期待独生子女成为自己老了以后的主要保险。

“力工思维”是对这些压力的扭曲适应。当国家不能保障足够的住房、育儿和退休条件时，男性就会被迫把婚姻看作一次性投资；而女性则被迫按照求婚者是否能承担这笔几乎不可能承受的成本来衡量对方来衡量求婚者。养育下一代的责任被塞进狭窄的家庭框架中，并因此成为焦虑和崩溃的来源。

几十年来，中国官僚集团为了自己的需求，在家庭政策上不断摇摆。在毛泽东时期，虽然国家提供了粗糙的集体托育和公共食堂，但这些服务的水平低下，导致家务劳动的重担仍然落在女性肩上。后来，中共对家庭实行独生子女限制，同一套机器又以现代化的名义，诉诸罚款、单位纪律和侵入式生育监控。

今天，面对人口下降和劳动力萎缩，政权又突然陷入鼓励生育的恐慌。女性被敦促多生孩子，“好母亲”被大力表彰，青年若拒绝遵循这一路线，就被指责为自私。那些以前被灌输自己父母通过限制家庭规模履行了责任的年轻人，如今又被要求必须通过建立他们根本负担不起的多孩家庭来拯救国家。

中共对不响应这套政策的青年的回应，可以从它关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新司法解释中看到。它没有改变使家庭生活难以承受的条件，主要是在离婚、债务和财产处理方面细化了规则。这些规则使离婚决定或离婚协议更难被撤销，也在财产分割影响债务追收时保护债权人。它还规定住房如何分割，并允许在育儿和养老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一方在离婚时要求补偿。

乍看之下，这像是进步。但这套安排完全没有触及真正的问题：住房仍然是同学区竞争绑定的商品，养老和托育仍然资金不足，青年甚至在考虑生孩子之前就已经被经济压力压垮。官僚机构将家庭作为负责生存的基本单位加以支持，然后告诉男女，只要有正确的合同、产权文件和律师，他们就可以协商出公平的结果。统治阶层把这些源于结构性压迫的问题，转化成了择偶的问题。

中国40岁以下的人不需要别人来教训他们，告诉他们为什么婚姻像陷阱。为什么婚姻感觉像陷阱。年轻男性对“力工思维”的厌恶，反映出他们害怕自己被变成“行走的提款机”，最后还被说成所有的失败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年轻女性拒绝婚姻和生育，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价值观危机”，而是在一个期待她们用无偿的照护劳动、无尽的情绪支持，以及对歧视和暴力的忍耐来填补每一个漏洞、同时牺牲自己事业的体系中，采取的理性自卫。

如果年轻人要摆脱困境，答案必须从物质改变开始，而不是道德说教。只有在工人民主之下实现家务和照护劳动的社会化，才能为妇女和青年的解放提供物质基础。

怎么办？

今天摆在青年面前的虚假选择，是躺平或内卷。这两条路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躺平虽然能从被操纵的体制中暂时撤退，但体制仍然在那里。而内卷则意味着接受官僚集团的游戏规则，并把每一个其他年轻人都变成竞争对手。一条路通向消极任命，另一条路通向互相残杀的竞争。

问题在于，什么力量能够提供进步的替代道路。青年单靠自己没有这种力量。决定性力量是工人阶级，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庞大产业无产阶级。任务是把青年不满同工人阶级力量连接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工人摆脱一种幻想：即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通过中共的和平共处和国家竞争路线来得到保卫，而这一路线的结论就是，群众必须继续牺牲，即使他们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的回报越来越少。

革命性的答案将不会满足于更好的政策。它必然要求把教育从自私的官僚（包括那些“开明”的官僚）手中夺回，并使其服从于工人控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它要求为人生后期的再培训打开道路，而不是在青少年时期就固定一个人的命运。它要求缩短工时，扩大公共住房、托育和养老，尽量削弱家庭作为社会危机默认缓冲器的角色。它还意味着鼓励青年和工人的独立组织，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才是工人国家最好的防线。

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同中共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决裂。中国如果继续困于接受世界市场规则并仅仅试图在其中更好地竞争的战略中，就无法解放自己的青年。反帝不能停留在爱国主义表演上。它必须成为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来指导。否则，反抗帝国主义的愿望要么会被汉民族主义利用，要么就会被困在绝望中。

这就是中国青年的进步出路：不是躺平，不是内卷，而是通过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和国际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力量联系起来，投入到反帝斗争中去。当工人和青年真正运用这种力量时，他们就能够粉碎官僚集团对群众的政治钳制，并在通向世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出巨大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