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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19日
致第四国际的托派同志们：
对各位的最近的一篇文章《革命、反帝、救中国——答一位中共辩护士》，希望做一些批驳。
其一，“六四”运动，本质来说是一场逆流，第一，学生们希望恢复成西方的模式，这种东西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明显是倒施逆行。中国在社会体制上现在起码在名义上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这一点，倒退成西方的模式就是错误的。第二，各位所说的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力量确实巨大的，中国作为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是最大的，那一场运动是实实在在的彰显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这是绝对不可质疑的，第四国际的同志们也注意到这一点了。
其二，在中国香港确实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据地，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民族主义国家，这奠定了中国去处理事情的两种办法，一个是民族的办法，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尽管中国目前对于社会主义的办法不尽重视。
其三，我认为第四国际的各位应该去认真在中国进行考察，以去确认大部分文章所说的是否为真。在各位的文章中明显缺乏对于中国的实际考察。对于中国各项的状况认识明显不清。而且在第四国际的内部已经混入了敌对资本主义分子，请认真辨别，并进行一些温和的清洗。
最后，战无不胜的托洛茨基主义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万岁。
此致
革命敬礼
ICL 回复
2025年10月19日
亲爱的同志,
感谢你的来信。以下是我们对你提出的三个观点的回应：
首先，关于1989年的运动。胡耀邦之死引发了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悼念这位主张改革的总书记。其原因简单来说就是，他被认为相比邓派其他人来说，没那么冷酷和腐败。不久，学生们开始提出反对官僚体制的一般性民主诉求。许多学生和知识分子把希望寄托在像赵紫阳这样的中共改革派身上。
但矛盾在于此：群众争取更多公民自由、反对官僚特权的正当愿望（例如要求公布高层官僚及其子女的收入）必须同右倾“共产主义”改革派和自由派（如方励之）的纲领划清界限。因为中共改革派与邓小平在本质上奉行同一套阶级合作的路线：向资本家与世界帝国主义让步，这正是引发工人阶级不满的根源。另一方面，如果自由派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则意味着反革命以及中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的奴役对象。
要把学生运动从对中共改革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幻想中争取过来，革命者必须提出一个纲领——能够把他们的民主诉求与反对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起来斗争的强大产业无产阶级联系起来——从而使他们对于民主的诉求扎根于工人阶级的立场。许多学生的诉求不仅是值得支持的，而且当工人阶级进入斗争后也被工人所广泛声援。我们同意，中国如果采取“西方模式”（即反革命），那将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倒退。正如托洛茨基所阐述的，我们并不支持“普遍的”（资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支持无产阶级民主，以“保护国家……免受资本主义的侵害”。但若将所有学生一概视为反革命，则意味着在争取无产阶级民主的斗争中完全采取不介入的态度。
工人阶级介入天安门斗争后，这场运动的性质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人带来了他们自己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强及其影响（如通货膨胀飙升）的诉求——包括要求工会监督国家官僚机构。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和力量，例如“工人敢死队”，这标志着政治革命的萌芽。工人阶级的主力部队——从航空航天工厂到钢铁厂——在这一时期纷纷走上前台。
我们认为你的错误在于把“好”的工人简单描绘为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而把“坏”的学生归为支持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方。若真是如此泾渭分明，工人和学生就应该站在对立的街垒两边，而不是共同参与同一场运动。任何斗争中都存在意识水平的差异、思想的混杂以及相互竞争的纲领。当时必要的，是在于提出一个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革命纲领：争取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领导权，并把学生从对中共右翼改革派的幻想中争取过来。学生对官僚的幻想有一个典型例子：连那些反抗镇压命令，并站到人民一边的解放军士兵把武器递到学生手上，学生都拒绝接过来！
另一个错误，是您没能把事物看作一个运动的过程。你写道学生们“想要恢复西方模式”。但如我们前文所示，这并不正确——他们主要是对中共改革派抱有幻想。然而，确实无误的是，镇压之后流亡海外的学生主体趋势变为亲帝国主义。这些学生往往是由中情局秘密送出中国，随后获得美国大学的高额奖学金。共产主义者当然必须反对这些学生跨越卢比孔河，走向反革命。但是什么力量把这些叛徒推向那一边的？正是中共官僚的镇压！
我们在《答一位中共辩护士》一文中的主要观点是：共产主义者必须为群众的愤怒提供答案，并引导其走向一条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向——通过扫除官僚寄生虫。这意味着对中共内部的“保守派”绝不能给予任何政治支持。他们在1989年大屠杀后曾一度占据上风。尽管这些“左派”官僚主张捍卫国有工业、放缓市场改革，反映出一定来自工人阶级的压力，但他们最终与邓小平有着同样的纲领：维护他们作为特权官僚集团的统治。由于敌视通过工人自身的战斗组织去释放无产阶级的力量，中共“左派”最后只能向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屈服。中共官僚的任何一翼都不能被信任去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共官僚的各个派别都奉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纲领，与放弃世界革命斗争的苏联官僚持同样观点。这意味着他们拒绝去挑战帝国主义对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人民的统治，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最终所取决于的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力量。中共的路线把自己带进了与山姆大叔做魔鬼交易的死胡同。诚然，中国确实需要外资，但中共却掉进了“全球逐底竞争”的陷阱。为了确保外国资本，官僚们压制阶级斗争、降低工资。与此相反，一个由真正国际主义领导的工人中国本应与全世界工人建立一个战斗联盟。推动全球阶级斗争不仅可以加强被压迫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也可以使中国在与帝国主义谈判和谋求发展时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其次，关于香港。你说中共在不同路线之间摇摆不定是正确的。我们认为，这最好以官僚的本质是一个寄生性阶层的角度来解释——他们在来自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和来自下层群众的压力之间进行平衡。虽然他们统治在一个社会化财产形态之上，但他们的路线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全球范围的阶级调和。
中共的目标是把自己维持为一个享有大量特权的官僚集团，包括通过香港把资金抽离出中国。在把香港维持为资本主义堡垒的过程中，北京与那些令人憎恶的巨商结成了利益同盟。因此，中共被视为执行这种尖锐不平等的铁腕力量。由于恶劣的生存条件激起的大规模民愤被自由主义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走狗利用，进而作为攻击人民共和国的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共拒绝采取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正是破坏民族复兴事业的根源之一。
共产主义者的目标不可能只是道德层面上去施压中共领导层采取“社会主义路线”，更别说这种批评在党内根本不被允许。再次强调，正是“一国两制”的政策（以及中共的残酷镇压）把香港群众与人民共和国彻底疏离。过去北京对和平抗议（尽管此抗议本身的自由派纲领也应被反对）的镇压表明，官僚的每一次行动都是为帝国主义以“人权”为借口孤立中国递刀子。
我们并不排除在巨大压力下，中共可能会没收香港资本家资产的，甚至在大陆也可能实施类似行动。虽说这将是一项进步的政策，但很可能以残酷和官僚化的方式进行，从而疏远香港群众而非赢得他们的支持。托洛茨基者会和中共一起为剥夺资本家资产而斗争，但我们会这么做不是出于对中共领导层的信任。相反，我们会号召工人加入这场斗争，并推动他们把政治权力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
第三，关于你提出的“温和清洗”。和我们对你第一点的回复类似，我们认为你忽视了共产主义者的根本任务：不是道德化地去给人贴标签并把人本质化。这恰恰是中共官僚惯用的手段，他们试图在肉体上或精神上消灭政治对手。而我们的任务是与人民一起斗争并提升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意味着共产主义者必须提出具体的斗争方案。清洗个人并不能替代对思想的清算，而思想有其物质根源。
此外，你还写道我们对中国有些事实搞错了。如果你能具体指出这些错误之处，对我们来说会很有帮助。
虽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在我们自己的党内搞清洗，但你提出的问题确实指出托派运动内部需要一次分裂：一边是那些拒绝保卫中国、从而向帝国主义投降的人；另一边是那些在反对中共路线的同时仍然保卫中国的人。同样，我们认为毛派运动内部也需要沿着同样的路线发生分裂。明确在当今历史时代革命者的任务是什么，才可能成为革命者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共同政党的基础。
再次强调我们的基本立场：只有革命的国际主义纲领，才能最坚定、最始终如一地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