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 民族压迫：托洛茨基主义的应对之道

不久前，美国及其盟友掀起舆论攻势，指责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禁构成种族灭绝。作为回应，习近平政权为镇压行动辩护，称此举是为了国家统一与防范“极端分裂势力”的必要手段，而在这场行动中，仅仅因为留长胡子或过于虔诚地祷告就可能招致当局的打压。

自那以来，帝国主义者对新疆的关注有所降温，转而将反华重心放在军事建设和由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上。与此同时，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宣布他们已经取得“反分裂”斗争的胜利。曾被称为“再教育”和“职业培训”中心的拘禁营已被关闭。新疆表面上似乎恢复了平静，政府甚至开始鼓励游客前往这片地区。中共宣称，1949年革命所诞生的工农中国如今安然无恙，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已然铺开。

这场“中国梦”不过是彻头彻尾的幻想。中共在新疆采取的措施，是对其早先在西藏政策的延续和扩大，是其强制汉化纲领整体的一部分。这套纲领不仅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构成严重威胁，也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从拘留营到学校——在这些学校中，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正被清除——中共高层在那些永远不会接受压迫的民族当中制造出一座由怨恨和仇恨堆积而成的火药桶。而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礼物”：他们利用维吾尔和藏族解放的诉求，借此转化为削弱乃至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具。

马克思主义左翼在中共划定的界线两边各自站队。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和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虽谴责了新疆的镇压，却把反革命的“民主”当作出路。另一些组织，如美国的工人世界党(WWP)、争取社会主义和解放党（PSL），以及总部在英国的“社会主义中国之友”（“Friends of Socialist China”），则歌颂北京的斯大林主义者打败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双方立场均未能提出一条能够保卫中国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抵御帝国主义与反革命的出路。

中共将其沙文主义政策包装为对抗帝国主义、维护国内稳定与国家统一的必要手段。然而其效果恰恰相反：中共在汉族与少数民族工农之间筑起敌对之墙，分裂了那些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以反对帝国主义与反革命的人民。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在汉族工人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建立反帝团结，与他们一起为赶走中共寄生虫并以自己的名义夺取政权而斗争。

本文的目的，是着手提出一套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纲领，其中就包括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新疆。我们并非在开辟什么新道路。事实上，我们正在回到列宁时代共产国际（包括早期的中国共产党）铺就，并由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延续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到的出发点。

从列宁的国际主义到斯大林的沙文主义

即便是最反共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在沙皇统治下这个“诸民族的监狱”中高举民族自决的旗帜，是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一。但他们很少提及的是，这一斗争的延续体现在后来确立苏联的宪法中。这部宪法写于1923年，并于次年1月正式通过，其中各加盟共和国拥有民族自决的权利被奉为圭臬，并将这一权利视为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加以运用。宪法中明确指出：

1922年末，列宁曾就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遭受斯大林及其党内领导同伙恶劣打压一事，展开了激烈斗争。正是在这场斗争的推动下，列宁坚持要求在苏联保障加盟共和国的分离权。与此同时，新宪法也确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特别是为了满足苏维埃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这部宪法体现出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是集中制的需要，另一方面是非俄罗斯民族实现自身民族发展的诉求。

对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而言，苏维埃民主与革命国际主义提供了以进步的方式解决这一矛盾所引发的争端的手段。然而，从1923年末，斯大林领导下的党内官僚集团开始篡夺政治权力后，迅速将这两项原则一并埋葬。托洛茨基在他对工人国家堕落所作的分析——《被背叛的革命》（1936年）中，揭示了这对少数民族意味着什么。他指出，尽管“文化自治和经济集中这两种倾向，自然有时会发生冲突”，但这种矛盾“决不是不可调和的”。托洛茨基接着写道：

托洛茨基承认，“苏联官僚还继续做着一部分进步的工作，虽然间接成本的耗费很不少”在像中亚这样相对落后的地区，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苏维埃政权的扩展促使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等民族的民族发展取得了显著进展。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在其著作《维吾尔民族：俄中边境的改革与革命》（哈佛大学出版社，2016年）中记录了生活在该地区的维吾尔人如何首次形成民族意识，并有不少人在这一过程中加入共产党。这一发展也加强了苏联境内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与他们的新疆同胞之间的联系。

然而，核心问题始终未能解决。要最终克服民族分裂，实现各民族自愿融合，唯一根本性的先决条件就是消除物质匮乏。而这需要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统治，建设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无论是昔日的苏联，还是当今的中国，统治的官僚集团所寻求的并非推翻帝国主义，而是与之妥协——因为真的推翻帝国主义后，将危及他们自身的特权地位。正因如此，这些政权在管理稀缺资源的过程中往往偏袒社会中的主导民族，而把最好的资源留给自己及其家族。

在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苏联宪法所保证的民族自决权形同虚设。再加上其他社会不满情绪，官僚集团所体现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进一步激起了民族间的怨恨，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地区。而在冷战期间，这些怨恨被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与此同时，到1980年代末，不少顽固的俄罗斯斯大林主义者开始与赤裸裸的法西斯分子结盟，形成所谓的“红褐联盟”。

要击败各方的民族主义者，就必须有一支革命先锋队，能够赢得被压迫民族少数群体的领导权，将他们与苏联工人群众联合起来，共同为夺取政治权力而战，并展开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斗争。国际共产主义同盟（ICL）在2023年第八次国际代表大会上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我们重申了托洛茨基关于建立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的号召——他在二战前夕提出这一口号，旨在争取对苏联政治革命的支持，同时推动在拥有乌克兰少数民族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ICL在大会上通过的一份文件中，将这一理论框架应用于当今中国，它指出：

这份文件是对我们这一派长期以来对不断革命论所产生的歪曲的一次纠正。同样地，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也是对我们过去一些文章的纠正，比如《新疆的族群暴力》（《工人先锋报》第941期，2009年8月28日）以及《“自由西藏”：中国反革命的战斗口号》（《工人先锋报》第695期，1998年8月28日）。这两篇文章都否认了一点：争取民族自决权的斗争是中国政治革命纲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维吾尔民族：事实与虚构

中国与前苏联不同，其人口中超过90%是汉族，而在苏联，俄罗斯人甚至不足总人口的一半。此外，中国在革命前并不是一个衰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一个被英、美、日等列强瓜分与奴役的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统一与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任务，是推动中国历次革命的重要动力，这一任务直到1949年资本主义统治被推翻后才得以完成。尽管如此，有一条关键的历史教训同样适用于中国，就像它适用于苏联一样：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那这面旗帜就会落入帝国主义者与反动派之手。

要为新疆制定一套马克思主义纲领，首先必须以唯物主义的方法理解维吾尔问题。2019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名为《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白皮书，为其镇压政策辩护。该文件宣称，“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并声称“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完全是虚假宣传。

维吾尔族作为一个民族，受中原王朝统治的时间还不到其存在时间的一半。他们的文化根植于历史上被称为突厥斯坦的地区，这个地区曾在汉、唐、元（蒙古）、清（满洲）王朝的疆域极盛时期被纳入它们统治版图，但这些统治之间间隔极长。即便在名义统治时期，中原王朝对该地区的实际掌控也极为有限。自唐朝在公元八世纪失去对该地的控制后，“近一千年内，来自中国本部的政权再未直接统治新疆”（詹姆斯·米尔沃德（James Millward)，《欧亚十字路口：新疆的历史》，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7年）。清朝赋予该地区的名称——“新疆”，意为“新边疆”——本身就说明了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有多么“非中华”。

自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以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便一再宣称：中国的统一以及抵抗帝国主义的能力，取决于少数民族是否服从由“更先进”的汉族主导的单一国家。这一观点在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中也被继承了下来，虽有些许变体，其核心逻辑并无二致。支撑这种观点的是一套虚构的神话：所谓汉、满、蒙、藏、回（最初用以泛指所有穆斯林）这五个民族，共享着数千年的历史，并最终注定融合为一个民族。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拒绝接受对清朝所划定疆域的任何重新划分。他虽然支持给予少数民族自治权，但当蒙古人（与藏人一样）在1912年借满清垮台之机宣布独立时，孙中山立即发出武装讨伐的号召，镇压所谓“叛乱”。不久之后，他便将中华民族主义纲领进一步强化为一种强制同化的政策。

中共是如何沦为汉族沙文主义者的

正是十月革命教会了中国革命者：被压迫少数群体的自由并不与中国自身的解放相对立。相反，这些斗争必须作为世界反帝革命的一部分加以联合。这一理念曾深刻影响了由陈独秀领导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党在1922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呼吁：“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引自《中共历史文献选编》，哈佛大学出版社，1966年）。宣言还指出，这些以及其他民主诉求“是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益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

1921年，苏联红军为追击流窜至蒙古的反革命白匪军进入蒙古，中国共产党由此首次面临民族问题的严峻考验。红军与蒙古民族主义者组织——蒙古人民党结成联盟，击溃白军，最终促成了蒙古的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坚定支持苏联的干预行动，并支持蒙古脱离中国统治，这与孙中山坚决反对蒙古独立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后来，国民党指责中共“叛国”，理由正是其支持蒙古独立。

中国共产党坚持民族自决的主张，直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的背景，是1927年第二次中国革命惨遭蒋介石军队镇压之后。而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正是共产党被解散并入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在这场历史性失败之后，中共转变为一支以农民为基础的游击队，并在一小块江西建立了名为“江西苏维埃”的根据地。但到了1935年，形势再次发生根本变化：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转向“人民阵线”政策，要求各国共产党寻求与那些被认为“进步”、且所谓对苏联友好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联盟。在中国，中共便听命于这一路线，积极寻求与蒋介石的合作，以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占领。

共产党确实有必要建立抗日反侵略统一战线，并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从国民党手中争取领导权。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政策，恰恰否认了真正的反帝统一战线。为了争取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中共对“爱国的”地主实行豁免征收土地的政策，背叛了其农民阶级基础。同时，党也抛弃了此前对民族自决权的主张，认为那已成为自身发展的“包袱”。

尽管表面上偶尔仍提及民族自治的口号，中共此时已与国民党民族主义者共同反对任何民族的分离倾向。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中对此表述得极为明确，文件提出的纲领性要求之一是：“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正如学者詹姆斯·雷博德（James Leibold）在其著作《重构中国民族主义：清朝边疆及其原住民如何成为中国人》（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2007年）中指出的那样：对毛泽东、孙中山与蒋介石而言，“民族自决的原则只适用于那些被视为进化较好、历史上具有活力的汉族主体。”

新疆的革命与压迫

然而，蒋介石对抗日的兴趣远远不及他打击共产党的热情。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之后，中国内战随即重燃，其结果便是国民党的彻底溃败，被迫逃往台湾。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掌权后，依然坚持其沙文主义立场，在仅仅致力于本国“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建立起一个斯大林式的官僚统治。

下面这个轶事便一语道破其中要害。该故事记载于阿迪布·哈立德（Adeeb Khalid）所著的《中亚：从帝国征服到当代的新历史》（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1年）。背景是一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举行的会议，参与者为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特使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哈立德引述自米高扬本人的备忘录，写道：

在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不到一年后，中共便控制了新疆和西藏。这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变革奠定了基础，但这一切都被限定在斯大林主义民族主义的框架之内。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藏人及其他民族的确获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从扫盲与基础医疗到土地革命。中共也鼓励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出版和教育，其中许多语言是首次被书写记录下来。然而，这一切成就都由中央政府指定的党委书记所监管，他们镇压一切来自群众的独立意志表达。

与此同时，新政权推动大规模汉族人口迁入新疆，以削弱少数民族的主导地位。这一人口转移主要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完成——这是一支直属中央政府的准军事组织。最初由复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组成，该兵团的产值占新疆地区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如今其成员构成仍以汉族为绝对多数。

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少数民族的从属地位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它规定，内蒙古、西藏和新疆是自治区，而非像苏联那样设立的联邦加盟共和国。宪法虽然禁止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并宣称他们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保留风俗习惯，但也明文写道：“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作为其汉族沙文主义的掩饰手段，中国政府将全国人口划分为56个“民族”。斯大林主义者把能找到（或凭空造出）的所有少数群体都与汉族“并列”在一起，乍看之下似乎颇具包容精神。但实际上，这正是为了反对民族自决权所设的意识形态障碍。“民族”这一标签，被一律贴在各类群体身上——既有数千年来就处于中国统治之下的山地族群，也有新疆、内蒙古和西藏等地那些拥有独立文化与社会政治制度、具备民族自决基础的人民。可一旦被归入“民族”这个范畴，他们所获得的“权利”，就只剩一条：在通往汉族主导的中华民族这一同化道路上继续进军。

中国共产党诉诸于群众深层的敏感情绪，宣称任何形式的分裂主义都会推翻1949年革命所取得的国家统一这一历史性成果，并为帝国主义敌人打开大门。但真正分裂群众、削弱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斗争能力、并不断威胁国家统一的，恰恰是斯大林主义的纲领。而这，正是在新疆上演的现实。

危机的引线在被点燃

自1949年以来，所谓的民族自治被证明始终是一纸空文，而官僚的铁拳却真实存在。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派干部将对少数民族的汉化政策包装为扫除“封建主义”障碍的革命举措。这场运动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遭受了难以估量的倒退。

文革平息、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有所放松，目的是诱使他们拥抱市场改革，但这不过是北京式波拿巴主义统治下的一个阶段。深层的矛盾始终存在，并随时可能在下一轮历史动荡中被引爆。

这一时刻到来于苏联的解体。中共领导层认定，只要牢牢掌控群众的政治生活，并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提高生活水平来安抚大众，就能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中国的确经历了爆炸式的经济增长。但这场发展同样加剧了诸多社会问题。在新疆，经济成就并未解决当地原住民族群与汉族居民之间的隔离状态，也未改变南疆地区——主要是穆斯林人口居住地——根深蒂固的贫困。同时，伴随着沿海地区的繁荣，来自贫困地区的流动工人被拒绝发放户口，也无法享受随之而来的社会福利。

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早在1980年代，北京就曾通过支持阿富汗圣战者反对苏联军队，为帝国主义效劳。而此时，中共则加入了“全球反恐战争”，在新疆撒下了一张镇压之网，导致镇压与反击的循环不断上演。少量维吾尔人加入了中东的武装伊斯兰主义组织，而数千人为了生存逃往欧洲、土耳其和美国。其中包括富商热比娅·卡德尔，她后来成为由中情局支持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领导人。

在此期间，新疆发生了多起针对警务哨所及其他中央政权控制机构的袭击。中国当局主要将这些行动归咎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这一神秘组织，该组织据称与基地组织或塔利班存在关联。肖恩·罗伯茨（Sean Roberts）在其著作《向维族宣战：中国打击新疆穆斯林的运动》（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20年）中提供了大量证据，指出这些袭击并无统一协调。但不论真相如何，正如这类局势中一贯所见，一些袭击也无差别地针对来自统治民族的工人群众。一起重大暴力事件发生在2014年3月，一些持刀的维吾尔人袭击了昆明的火车站，造成约30人死亡。

解放维吾尔人民的道路，不在于攻击工人国家的机构，也不在于对汉族民众实施无差别的恐怖袭击。真正的任务是将维吾尔人的正义斗争与中国工人群众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像昆明事件这样的袭击，只会让被压迫者彼此内斗，从而进一步巩固中共政权的统治基础。

事实上，“打击境内伊斯兰敌人”正成为习近平为在新疆推行大规模拘留营政策所提供的主要正当性依据。2014年，习近平上任国家主席后前往新疆，宣布将对“恐怖分子”展开“毫不留情”的镇压，由此拉开了镇压的序幕。对中共政权而言，维稳新疆是压倒一切的战略任务。尽管人口相对稀少，新疆却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是石油、石化和农业的重要基地。更关键的是，新疆被规划为习近平标志性政策——“一带一路”计划中的核心物流枢纽。

面对这场“反恐”运动，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反应远非顺从。更多的袭击引来了更多的反制，到2014年底，又造成了数十人死亡。2017年，中共发动了镇压穆斯林少数民族的终极行动。其核心就是将超过一百万名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及其他族群集中关押于拘留营中。与此同时，数以不详的人以“极端主义”名义被捕入狱，甚至包括中共党员、著名人类学家热依拉·达吾提——她因长期研究新疆文化历史而广受尊重，如今却因所谓“分裂主义”被判处无期徒刑。

为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而斗争！

众所周知，西方的宣传机器曾大肆炒作所谓新疆“种族灭绝”。直到今天，亲中共的左翼仍将此类说法斥为帝国主义反华攻势的谎言。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当然，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推进他们的政治图谋只会睁眼说瞎话，但大规模集中关押的确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中共辩护士真正否认的，是这项政策的核心目的：消灭维吾尔族的民族认同。

而且，受到打压的并不只有维吾尔人。正如在新疆那样，中共政权也在西藏将普通话强制推行为小学教学语言，蒙古语同样遭到打压。成千上万的儿童被强制送往偏远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听不到父母的语言。甚至连回族穆斯林也未能幸免：清真寺被关闭，或者被强迫拆除圆顶与宣礼塔，换上更加“中华化”的外观。

与此同时，中国各地遍布着宣传千年民族大团结的宣传牌、横幅和展览馆，还有旅游景点让游客观赏身着漂亮民族服饰的歌舞表演。“社会主义中国之友”那群人竟然以这些场景为依据，声称中国正在如习近平所说的那样，走在繁荣与和谐的道路上。事实上，这一切不过是掩盖现实的薄纱——真正发生的，是强制同化，且步伐急迫如军令行进。

即便是中共政权中那些看似温和的政策，也在加深中国社会的分裂。比如，在高考中给予少数民族加分，这被一些人当作维吾尔人和藏人没有受到压迫的证据。但实际上，这项政策与再教育营是同一个逻辑——中共将大学视为将少数民族同化进汉族民族的工具。然而，该政策却在汉族青年中激起了巨大的怨恨。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大量大学毕业生面临失业，名校文凭几乎成了获得体面工作的唯一希望。于是，在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维吾尔人和藏人被当作教育资源紧张的替罪羊，而真正的罪魁祸首——政府官僚和投机商人——反倒被掩盖了。

斯大林主义者认为，他们在新疆的镇压换来了社会稳定的资本。但他们换来的，只是一场镜花水月。正如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1933年10月）中对斯大林政权的评价那样，它“用它自己的方法卫护着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种方法却有利于明天敌人的胜利。”他进一步解释说：

当下中国存在诸多可能引爆这种冲击的因素。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危机、全球局势日益动荡以及美方发动的贸易战，都威胁着中共用以维稳的经济增长基础。而更严重的是，美帝国主义主导的对华军事施压也在持续加剧。

斯大林主义者的回应并非革命性的武装号召，而是进一步在国内加强“维稳”，在国际上积极拉拢贸易伙伴。这只会埋下更多危机的种子，其中也包括那些被中共高压手段暂时压制的民族怨恨。真正的革命方案，是以一个将民族少数群体的权利捍卫与中国工农群众迫切需求相结合的纲领，来动员无产阶级斗争——包括青年就业、体面且可负担的住房、优质的社会福利等基本要求。

这绝非空想。工人自己的亲身经历早已证明：针对少数民族的镇压，最终也会反噬到他们自己头上。正如疫情期间所暴露的那样，那种起初在西藏和新疆实施的全民监控，如今已覆盖整个中国社会。而这一控制手段如何反过来打击官僚体制，则体现在2022年11月席卷全国的反封控抗议浪潮中。那场抗议始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由于严苛的封控措施，一栋居民楼起火酿成十人死亡的惨剧。乌鲁木齐的抗议者主要是汉族群众，因为维吾尔人早已在重压下不敢走上街头。但如果抗议持续下去，它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两个群体团结起来，一道反抗官僚政权。

面对中共企图抹杀维吾尔民族认同的攻势，仅仅捍卫他们的民族自决权——也就是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是不够的。我们提出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新疆的诉求，作为一项过渡纲领的一部分，旨在团结各民族的劳苦大众，共同为政治革命而斗争。以下是这一纲领的若干核心内容：

• 释放热依拉·达吾提！释放所有被以“分裂主义”罪名迫害的人！
• 拆掉监控摄像头！
• 恢复各地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权利！
• 不许因宗教活动而被定罪！
• 给予农民工完整的居住权！打倒户口制度！
• 建立由民族融合的工人和居民委员会，以及由其控制的民兵组织！
• 工人掌控生产——从工厂和油田到番茄地与棉田！
• 保卫国有财产制！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不论在香港还是在中国内地！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与反革命！
• 争取社会主义新疆独立！要工农委员会掌权的中国，不要中共官僚寄生虫的统治！共产主义者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保卫中国，反对中共统治！

一个革命性的新疆纲领，必须以捍卫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果为前提，反对一切旨在瓦解工人国家的独立主义势力。国际马克思主义左翼的大多数派在这一问题上彻底失败，纷纷向自由派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投降，接受“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谬论。（关于这一问题的完整分析。）

一些左翼组织，如英国的“争取工人自由联盟”（Alliance for Workers’ Liberty，常被称为“外交部社会主义者”），主张以“民主”帝国主义作为解决维吾尔人和藏人压迫的方案。然而，这一纲领的胜利并不会消除他们的压迫，反而可能导致社会灾难，破坏数十年的物质进步，引发血腥的民族冲突，并使中国被外国势力瓜分掠夺。

相对更为细致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和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IMT，现为革命共产国际，RCI）。这两个组织在新疆镇压最严重时期发表文章，警告美国的阴谋，反对对中国的制裁，并呼吁汉族工人捍卫并与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中共。（参见：“中国、维吾尔人和左翼”，《国际社会主义》，2021年10月23日发布；“新疆维吾尔族：民族压迫与帝国主义伪善”，《捍卫马克思主义》，2020年10月20日。）

这些任务是必要的。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SWP）、革命共产国际（RCI）、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等组织却将中国定性为帝国主义国家，反对中国抵御真正帝国主义势力的行为，支持旨在推翻工人国家的“民主”运动。他们因此背叛了团结汉族和少数民族工人群众的唯一基础，即捍卫并推进1949年革命成果，以对抗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

左翼阵营的另一个极端是那些被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批判为“苏联之友”的政治继承者。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阴谋所采取的回应，是在社会民主党人加号的地方打上减号，反之亦然。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尤为无耻，不仅赞扬中共设立的“职业培训中心”，还断言：“新疆的政治和宗教暴力如今几乎已被消除，新疆正在稳步实现经济赶超全国的目标。”（《工人世界》，2024年1月16日）

唱着同样令人作呕的调子、只是音量稍低一些的，是争取第四国际联盟（LFI）。它唯一一份关于维吾尔问题的正式声明，着重强调“在一系列由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有关的伊斯兰势力发动的致命袭击之后，官方采取了应对措施”，并指出“就连欧盟、联合国和美国都将该组织列为恐怖组织”（“U.S. Anti-China War Provocations over Taiwan,” The Internationalist, 2022年9月）。LFI宽容地承认汉族沙文主义“在新疆确实有表现”，但随后却雷霆万钧地宣称，“‘维吾尔种族灭绝’的谎言”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战斗口号，是“煽动新疆分裂主义、破坏该地区经济”的借口。

当然，我们可以轻松地谴责LFI把头埋进新疆的沙子里装聋作哑，但这并不是它真正的罪过所在。从新冠封控到反中美军建设，LFI始终主张依靠斯大林主义者来保卫工人国家、抵御帝国主义，而不是号召无产阶级独立起来承担这些任务。这正是它为何拥护中国的封控政策、又拒绝为维吾尔人和藏人的民族自决权辩护的根本原因——它害怕任何可能动摇“在中共统治下的国家统一”的主张。

这类“中国之友”，加固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灌输的意识——即新疆一旦独立，就只会为那些渴望肢解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服务。可以合理推测，这种看法为中国工人群众广泛接受：他们虽然痛恨官僚，但认为中共官僚集团是阻挡反革命与社会混乱的唯一屏障。托洛茨基在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苏维埃乌克兰时，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案：

西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框架

这种纲领性方针对西藏和新疆都至关重要，即便两者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截然不同。和新疆的穆斯林一样，西藏人也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获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尽管在解放军进入西藏之后，中共实际上保留了封建僧侣统治（喇嘛政权）达九年之久。即使这种极其温和的改革，也在1959年引发了一场反动叛乱。这场叛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组织和支持的，最终被镇压，达赖喇嘛及其集团逃往印度。此后，中共政权废除了达赖的政权体制，同时废除了奴隶制以及藏人被迫向寺院缴纳的苛税。

然而，正如本文前文所提，藏人和新疆的穆斯林一样，也饱受中共强加的大汉族主义之苦。正如对新疆的态度一样，中共对西藏的任何分离主张都坚决反对，并借此强化这样一种偏见：民族少数群体若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具备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太落后了”。

这正是中共反国际主义立场的最典型体现。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认为西藏在脱离更先进经济体的情况下还能拥有任何进步的未来。但剥夺藏民族的民族权利，只会激化其与中国汉族群众之间的矛盾，并让帝国主义势力在反华宣传中赢得“人心”。真正的出路，是为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西藏而斗争，并使其与中国工人国家结成反帝联盟。这一要求必须成为当代中国的革命纲领的一部分。

中国的民族问题还包括其他方面，也需要被认真对待。其中之一是蒙古族问题。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仅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但近年来，他们就母语教育权利发起了顽强的抗议斗争。除了捍卫这类基本权利之外，还有蒙古国被分裂为两个国家的问题。托洛茨基主义者应当提出一个展望：通过中国的政治革命和外蒙古的社会革命，实现蒙古的重新统一。这一问题当然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根本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分析框架应用于所有此类问题。

国际主义的旗帜

中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关头。在当下世界危机四伏之际，中共一方面试图维持其阶层统治地位和等级特权，另一方面则试图以“民族团结”的名义强加社会纪律，同时向国际金融资本呼吁“共赢”合作，并寄希望于全球南方那些靠不住的资产阶级盟友。这一路线威胁着整个工人国家的生死存亡。

在中共的汉族沙文主义面前，捍卫民族自决的斗争只是迈向更大目标的一步——即凝聚起一支托洛茨基主义干部队伍，为斯大林主义的统治提供一个真正的革命替代方案。我们所继承的，是早期共产国际的路线，是最初的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那些在塔什干建立突厥斯坦局、将十月革命推向东方的布尔什维克干部的使命。

一支能够动员中国无产阶级，为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群众的解放而斗争的列宁主义先锋队的出现，势必将在尼泊尔及整个印度次大陆、在前苏联的中亚各国、在蒙古乃至俄罗斯西伯利亚产生深远影响。为了动员真正的反帝战士，反对中共那套民族主义与全球阶级协作的投降主义路线，我们提出的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战略展望：建立一条通往社会主义欧亚大陆的工人国家之带！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号召一切工人阶级革命者，加入我们的行列，踏上这条斗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