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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未来将走向何方？随着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畸形工人国家的压力不断升级，中国共产党愈发加紧巩固家庭制度——以及这个制度对女性带来的一切反动的社会束缚。只需看看所谓的离婚“冷静期”条款（该条款规定在离婚程序开始前必须有30天的等待时间）就可见一斑。官僚机构正在敦促女性生育三个孩子，但经济的市场化已经摧毁了能让妇女腾出时间的社会服务。结果是，女性既需工作，又要承担照料责任，根本无力承担更多生育任务。更可怕的情况发生在广大农村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女性被拐卖、沦为家庭奴隶、作为新娘出售的“铁链女”等骇人听闻的现象屡屡曝光。
通过强化家庭和继续与资产阶级结盟，中共加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并削弱了中国抵御好战美国的能力。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妇女面临两条道路：要么在中共官僚的命令之下退回到家庭奴隶的地位；要么挺身而出，成为国际主义工人运动的先锋力量，与美帝国主义展开正面斗争。
妇女境况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历来是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反映。中国革命摧毁了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不仅为国家发展的道路奠定了前提，也为妇女解放开辟了现实可能。革命胜利后，妇女首次在土地分配中享有与男性等量的份额，并取得了自由离婚的法律权利。尽管彼时中国物质条件匮乏，但新政权仍作出了认真的努力，试图通过建立公共食堂与集体家务劳动等方式，将家庭内部劳动社会化。这一政策使得到了1970年代末，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达到70%以上。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女共产党员更是站在最前沿，成为激进先锋的一部分。然而，毛泽东时代中国严重的官僚体制扭曲，使得除了使用强制手段之外，无法提高生产力，最终导致经济陷入孤立和瘫痪般的停滞。正是这一危机，最终为邓小平右翼市场改革路线的抬头铺平了道路。
这一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三十余年之后，妇女已深度嵌入社会化生产过程的核心领域；但与此同时，剥削机制与家庭制度的束缚却在不断侵蚀劳动妇女所获得的新自由。相较于第三世界的广大女性群体，中国妇女在社会地位上的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且在政治上往往对此具有一定自觉性。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家阶级尚未掌握国家政权，经济命脉仍然保持集体化控制，这使得当局得以将大规模外资引导用于内部的生产性发展。虽然这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工人得以摆脱贫困，但是，中共对国际资本主义的全面迎合，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社会代价。集体照护体系、农村托育服务、医疗保健与养老服务的解体，构成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灾难。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旧垃圾”都卷土重来了：彩礼制度的复兴与飞涨，家庭内部偏向由男孩继承财产的重男轻女社会观念等等现象，造成了多达三千五百万人口的巨大性别失衡。其结果是：古老的社会关系被生硬地掺杂进了现代工业的高峰之中。
中国的社会进步加剧了中共增长模式核心的矛盾：经济发展依赖于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和内部资本主义的增长。农村的贫困阻碍了国家发展，然而，借助接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国得以通过以生产出口来有限地克服这种贫困。然而如今，对中国最具威胁性的力量是美国。美帝国主义正在撕裂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大举加征关税、竖起一道道民族经济壁垒，企图将中国驱逐出全球市场体系。中共所代表的民族官僚利益决定了其对特朗普政策的回应加剧了中美工人阶级之间的民族分裂，而不是试图动员美国工人反对美帝国主义。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部压力，习近平和官僚集团要求女性遵循所谓“新型婚育文化”。然而，中共并未进一步疏远甚至剥夺资本家阶级，反而通过“鼓励大量生育”来维持依赖密集廉价劳动力的旧发展模式。“三孩政策”的出台，伴随着对传统孝道价值的意识形态宣传，正是该趋势的体现。最终，中共的这一路线将意味着把妇女从劳动力队伍中剥离出去，随之带走的是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力量的巨大潜在来源。无法维持与美国的合作，又受限于其民族官僚利益体系，摇摆不定的中共正试图以牺牲妇女和工人阶级为代价维持社会稳定，而不是以牺牲美帝国主义为代价。中共没有选择剥夺资产阶级、提供优质医疗、教育和全民就业，反而让农村儿童因绦虫感染而丧失基本健康，让学生耗尽青春备战高考，而名校毕业生依然找不到工作。然而，当局却要求年轻人应该生育更多的孩子。人口被分散进一个个孤立的家庭单位，削弱了社会总体生产效率——数以百万计的家庭每天在做饭、打扫和育儿等重复性事务上消耗大量时间与资源。简而言之，中共正依靠那些革命曾为其消灭奠定基础的社会残余来维系自身统治。
在即将到来的历史阶段，革命者必须将妇女解放的斗争同捍卫中国的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尤其是因为中共对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崩溃的反动回应，最集中地表现于妇女问题领域。当下的家庭成为各种反动意识形态的温床，反映出妇女社会地位的退化以及她们与社会的隔离状态。而一旦能够让妇女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参与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国就可能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妇女争取解放的重要灯塔。今天，家庭被用来填补市场化摧毁的社会服务体系所留下的空洞，而“清零政策”期间，这种体制性缺陷暴露得尤为充分。若能通过提供优质的托育和养老保障来减轻家庭的负担，就可能将广大工人阶级男女团结在一起。然而，要真正将家庭职能社会化、使妇女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每前进一步，都必须打破美帝国主义对全球经济的霸权。
女权主义运动的现状
女权主义运动显示出在缺乏反帝国主义的视角下争取妇女权利所面临的问题。官僚集团助长了一个敌视工人国家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形成，而它成为了西方媒体的宠儿——他们一心利用对妇女状况义愤填膺的活动家作为攻击中国政权的攻城槌。现在中共正将女性重新赶回家庭，女权运动也遭到了日益严厉的打压，从此前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某种“受控合法性”的地位急剧滑落。革命者必须捍卫遭受国家镇压的女权主义抗议者！女权主义者面临的残酷镇压只会把她们进一步推向帝国主义的怀抱。
但女权主义运动未能真正改变女性处境，根源在于其自由主义的视角和策略。这种策略的问题，在女权主义脱口秀演员杨笠引发的文化争议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她关于“普信男”的调侃段子引发了广泛争议。对此，许多男性选择以捍卫现状和官僚集团为由，声称西方资产阶级的性别政治将摧毁中国及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一反应恰恰揭示出：女权主义的策略既不能，也从未打算将中国工人群众真正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社会不平等。相反，它激起的是民族主义的逆流，而这种民族主义宣称：国家若要抵御外来干涉，必须首先保卫家庭制度。如果能够通过揭示中共在妇女问题上的反动政策如何破坏整个工人群众的生活条件，从而将妇女解放的斗争与捍卫中国的斗争联系起来，妇女运动将会变得更加坚实。
面对中共敦促女性生三胎的高压政策，女权主义者的愤怒完全正当。然而，许多人因此诉诸于拒婚拒育等带有分离主义色彩的抗议手段。“躺平”或个体性地拒绝家庭义务，或许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女性而言尚可行，但对工人阶级与农村妇女来说却远非易事——她们往往依赖家庭的资源整合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如果反对官僚政策的斗争仅仅停留在“拒绝成为母亲”这一权利诉求上，女权主义者终将会被引向资产阶级的怀抱。这些资产阶级一方面希望广大妇女保持可被剥削的状态，另一方面则鼓吹资产阶级女性所谓的“自由”。女权主义若与中国资产阶级结盟，其结果必将是为摧毁中国尚存的社会化财产关系铺路——而这无疑将使妇女的整体处境进一步倒退。
在前苏联和东欧工人国家资本主义复辟后，妇女不仅没有得到解放，而是首当其冲地承受了随之而来的社会衰退。大规模的去工业化使大量妇女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被重新赶回“子女、厨房、教堂”（Kinder, Küche, Kirche）的传统性别角色中。宗教在新建立的资本主义政权支持下重新蔓延。快速离婚、便捷堕胎、政府补贴住房、免费托育与医疗服务——这一切都随着工人国家的解体而被清算殆尽。尽管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长期将家庭定义为“社会主义的战斗单位”，而工人国家在物质上也远逊于西方，但集体化的经济结构仍使女性有可能在社会和经济上获得独立——而这种潜力，甚至是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都未曾真正拥有的。那些与帝国主义结盟、为反革命服务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动员起来推动了对妇女而言最具倒退性的社会变革之一。
如果缺乏将妇女解放与捍卫中国革命联系起来的战略视角，女权主义者面对民族主义时就只能诉诸道德谴责这一笨拙工具，从而进一步加深这种社会分裂：一边是倾向西方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另一边是将中共视为抵御美帝国主义关键力量的工人群众。针对以“谁对女性的看法更进步”来划分敌友的女权主义策略，革命者必须以反帝纲领为基础，重建妇女运动。唯有与有着切身利益的广大工人群众团结起来，争取对抗中共、重建公共服务、并将家庭职能社会化，女性运动才可能真正突破中国民族主义的束缚。
毛主义反对派
面对帝国主义者和一些中国资本家对女权主义的接纳，一股重要的毛主义潮流试图从阶级立场批判女权主义。不少毛派确实看到了当今女权主义运动所具有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也指出了资本家如何通过操弄女权主义话语来吸引女性消费群体的虚伪手段，但他们得出了错误的政治结论——他们认为妇女权利是对阶级斗争的一种干扰，并且可以仅通过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就可以实现。然而，倘若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激进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同时，缺乏一套通过将工人阶级与被压迫群众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争取妇女解放的纲领，那么，男女对立就将长期存在。正因如此，当下的妇女运动才会被亲西方的自由派女权主义者所主导。毛派所忽视的是：必须将妇女解放的斗争与更广泛的国家发展相结合——这意味着必须反对中共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妥协路线。
对许多毛派而言，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妇女运动应如何与阶级斗争结合推进。然而，文化大革命恰恰证明：制约中国发展与妇女解放的根本障碍，正是工人国家的国际孤立状态，以及中共对国际革命可能性的全面扼杀。在“大跃进”惨败后被排挤出中共统治核心的毛泽东，试图通过号召对“新中国”僵化社会等级制度感到不满的青年群体中反官僚的左翼情绪，重新夺回自己的权力。毛泽东没有选择将中国革命的成果扩展到国际上，而是试图动员全国群众对那些被他称为“新兴资产阶级分子”的党内反对者进行一场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清洗。虽然毛泽东和党内的“右派分子”在具体策略上各有分歧，但二者的共同立场在于：都试图以维护官僚特权为方式保卫新中国。由于受到与毛泽东结盟的限制，红卫兵只能通过对“走资派”进行道德主义式的清洗来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体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即工人国家的国际孤立。他们对毛泽东的效忠所固有的局限性，最终把红卫兵引向了越来越歇斯底里的道路：最终不仅背离广大工人群众，还将全国撕裂为党内各派系的争斗场，而不是促成工人与学生的联合，并向官僚体制发起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唯心主义策略与当今女权主义者如出一辙：二者皆热衷于清算那些他们认为有“反动思想”的人，而不是提出一个能够围绕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政治纲领。其结果，便是它们都在事实上加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
尽管如此，毛确实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群众运动，而这场运动之所以爆发，正是源于“一国社会主义”政策本身的弊端。但当毛认为自己的权力已重新巩固之后，他便调动解放军对这场群众运动进行了血腥镇压。这是因为，无论是毛本人提出的封闭经济模式，还是党内与他对立的其他官僚派系，都建立在维护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基本立场之上。这一点在数年后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在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尚未结束之际，竟主动寻求与尼克松和美帝国主义结盟，以对抗苏联。
对于许多妇女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化事件。她们与男红卫兵们并肩作战，一起“破四旧”，誓要荡除一切革命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同时红卫兵和大众媒体不断强调，妇女要投身于政治和军事工作。然而，毛及中共所奉行的斯大林主义纲领，却始终将家庭视为维系社会凝聚力与服从意识的核心工具。即便集体化财产为妇女融入社会生活提供了基础，官僚集团也只能通过依靠压制工人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女性的政治发展来维持权力。
前进的方向
如果不正面挑战压迫中国、使其在全球舞台上长期孤立的帝国主义体系，加剧中共在社会中维持的所有矛盾，就无从谈起妇女的彻底解放；而如果不把妇女解放的事业作为自身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阶级也不可能从中共手中真正夺取政治权力。
妇女运动必须与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民免费医疗、免费儿童托育服务和老年人的充足退休福利。这不仅能够将照护的重担从妇女肩上卸下，也将为整个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提供更高水平的生活条件。当妇女正深陷于家庭重负之中时，高失业率也在摧毁数百万年轻人的未来。在争取扩大社会服务体系的斗争中，妇女运动完全可以将失业人群动员起来，争取他们在社会化照护、新工人教育、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中的就业权利。
一个强大的中国妇女运动还将号召国际妇女，特别是亚洲和第三世界的妇女，为工人阶级对其压迫的革命性回应而奋斗。革命者不应效仿中共那种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同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精英结盟的做法，而应当争取以一种能够壮大工人阶级的方式，将中国的生产能力扩展至第三世界。例如，通过在全面实现工会化的条件下建立工厂，并将女性纳入有组织的劳动力队伍。这将为女权主义者那套亲西方的策略提供一个具体的替代方案——后者不仅割裂了工人阶级，还无法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斗争联系起来。
中共的民族主义战略，本质上意味着扼杀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动性、强化家庭结构，以迎合与世界帝国主义之间那种虚幻的“和平共处”。只有与中共抗衡，中国的妇女运动才能在工人阶级中找到真正坚定的盟友。向国际反帝妇女运动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