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之死

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二次当选对后苏联时期自由主义秩序标志了致命打击。美利坚帝国并未被打败，自由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也并未终结。但作为西方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已经死了。

2024年与2016年不同。当时，特朗普的当选被视为一种异常现象。这引发了自由主义者的狂热反应，他们加倍捍卫现状及其所谓代表的进步价值观。2020年，拜登击败了特朗普，而新冠疫情也使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力量遭受了挫折。这些进展让华盛顿、伦敦、布鲁塞尔、柏林和东京集体松了一口气：“特朗普、民粹主义、新冠疫情，这一切都只是场噩梦。”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阿富汗、乌克兰和巴勒斯坦到美国国内局势，拜登总统任内见证了自由主义现状的持续崩溃。这个本应代表全球启蒙主义运动的政党全程监管了加沙的种族灭绝，这是几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罪行。虽然拜登及其政府中弥漫着一种愚蠢的乐观主义，但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却在他们脚下逐渐瓦解。

因此，在所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右翼反动势力正在抬头。昨日的胜利者——自由主义者——正被一个接一个地赶下台。卡玛拉狂热（Kamala Mania）——一个非耄耋能够使现状维持更长时间的希望——代表着饱受折磨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最后一丝活力。它既虚幻又短暂。而特朗普在11月5日的胜利既象征着又证实了帝国主义建制中的自由派力量的失败。

这不是侥幸。自由主义的衰落有着比唐纳德·特朗普、社交媒体和虚假信息更深层次的原因。从根本上说，美国统治阶层的这种意识形态转变反映了美国霸权的衰落。当美国作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时，它有能力在国内外推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现在，随着各方面压力的增加，自由主义成为了美国全球霸权不必要的阻碍。天鹅绒手套下始终藏着一只铁拳。但现在，这只手套太昂贵了，它要被脱下来了。

在美国大选之前，自由主义者就已经在尽可能快地抛弃自己的“价值观”。开放边界、国际法、跨性别权利、多元文化、反种族主义——统治阶级自己宣称拥护这些崇高原则的时代已经结束。特鲁多、杰辛达·阿登和奥巴马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史塔默爵士（工党党魁）是统治圈子里左翼的代名词。

这一情况是否是绝望的？对于那些寄希望于进步精英开明统治的人而言，情况确实毫无希望。他们只能一边咒骂群众的落后意识，一边准备向反动势力磕头。但希望恰恰存在于劳动群众之中，包括支持特朗普的数百万民众。

击败自由派是民粹主义反动势力能导致的最糟糕的结果。现在，他们必须自己驾驭崩溃的世界秩序中不可控制的洪流。引导民众对精英阶层深恶痛绝是一回事，解决这种愤怒的根源又是另一回事。特朗普及其国际同伙别无选择，只能压制和压榨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最终，群众将转而反对他们。而这股力量将被引向何方？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

30多年前，共产主义被宣告死亡，自由民主对苏联的胜利被预言为“历史的终结”。今天，每个人都知道历史并没有终结。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或感觉到自由民主主义已经彻底破产。至于共产主义，它并没有死，但也不能算是活的。四分五裂、僵化且与工人阶级隔绝的共产主义者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新一轮反动时期的到来，我们的任务是弥补失去的时间，让工人阶级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准备。

如果左翼革命力量继续徒劳地紧抓自由主义者的衣角不放，它们将继续疏远工人阶级，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未来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左翼等待自由主义者领导“抵抗运动”。同样危险的是一些人脱离群众，以抽象的革命口号寻求庇护的冲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两种趋势一直占主导地位。两者都必须被抛弃。马克思主义者要想成为有生命力的因素，唯一的办法是从过去30年的失败中吸取适当的教训，并为工人阶级提供一条前进的道路，彻底与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决裂。

在近期，毫无疑问，防御性的斗争将是当务之急。当自由主义者抛弃他们声称拥护的被压迫群体——黑人、穆斯林、跨性别者、移民、妇女——时，共产主义者必须取而代之成为他们斗争的先锋。但同时他们必须寻求将这些运动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远离自由主义者的道德主义和情感主义，并与所有劳动者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归根结底，工人阶级才是决定性因素。为了赢得工人的支持，共产主义者必须在阶级斗争中证明，他们与那些领导工人的叛徒不同，他们制定的纲领能够切实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并最终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